谍报员自述:我在黑暗中踽踽潜行谍报文学:我在黑暗中 第20节 代号“关注” 0908工程是中共中央领导下的执行对台秘密工作的各计划的总称,中国各主要情报机关以及统战、台办等部门都参与其中。我所领导的“关注”计划只是它众多分计划下的一个子计划。 我和我的6名同僚的任务是监视来港的台湾政经界人物,搜集的他们的情报尤其是私生活和个人政见方面的情报,为近一步的策反、统战以及必要时的“搞臭”提供基础。我的手下几乎全是间谍技术方面的人才,他们大多是国际关系学院杭州分校的高才生, 我的同乡郑重和广东人梁辉负责窃听、窃照,他们是同班同学,只有27岁,却都取得了微电子硕士学位。 姜平是伪造图象、文件的天才,还是个一流的电脑黑客,37岁,是小组里最年长的一位,工作经验丰富。 沉默寡言的王力明,北京大学生化学博士,他负责各种药剂的配置。 不过他们和我们这些实务型的特工比起来,更像是一群不谙世事的大学生。我的副手大胡比我年长几岁,也刚刚升为副处级,他已经在香港呆了2年,粤语说的很好,对香港地面也十分熟悉,如果我不是所谓的功勋特工,我就是他的副手了。另一个是心理专家陆全,他曾经是我在国家关系学院特训时的同学,后来去了浙江大学心理学系拿了硕士学位,是个典型的“人际关系润滑剂”。 我们的工作有些类似于香港人常说的狗崽队,当一个我的上级认为有价值的目标出现在了香港,我们就会受命跟踪监视窃听。这是一种很乏味的工作,因为目标人物很多都是来香港吃吃喝喝、来旅游、来经商的,他们所言所行中有价值的东西并不多。当然也有个别有收获的。一次,台湾民进党的一个女性立法委员叫江楚云的,到了香港。我们事先去了她预定的宾馆房间,因为在宾馆的工作人员中有“朋友”,我们得以在江进宾馆前半小时前在那里安装了窃听器和监视摄像探头,并且在她的房间斜对面找了间房子部署设备。这位立委女士对这一切一无所知,毫无防备。在她入住宾馆当天晚上,一个男人拜访了她,谁能想到这位年近五十的半老徐娘竟然还有一个那么年轻的情郎,一番云雨之欢看的我年纪轻轻的手下脸都红了,接下来的事情更加有意思。通过他们的对话,我意识到他们不仅仅是情人,那个男人还在某些方面有求于女方,女人把一些文件交给了男人,而男人则告诉她“按老规矩,老板已经把钱存进了你的户头”,又是一阵床第之欢后,男人在凌晨2点左右离开了宾馆。 我和陆全跟踪了那个男人。他开着一辆宝马,在街上兜了几个大圈子,他几乎是下意识地采取了几个很专业的反跟踪动作,如果不是我的反跟踪经验也很丰富再加上陆全对香港的地面很熟悉,我们几乎被他甩掉。显然他是一个间谍。不久,他在一家四星级酒店停了车。在他的车上我们装上电子跟踪装置,随后跟进了酒店。陆全掏出香港警察的证件,请饭店的服务小姐查询那个人是谁。我们得到的答案是此人是一位从新加坡来的商人。我们查询了那辆车的号码,发现它属于一家汽车租赁公司。第二天,我们将对他的监视交给了另一个小组,结果发现他曾经用公用电话给美国驻港的总领事馆的一个办公室打了个电话,支支吾吾一番后说自己拨错了号码。…… 我们的立法委员最终被证明在为美国人充当间谍,我们把详细的资料总结成报告,交给了上级。显然,他们会好好利用这一切的,要知道培养一个为我们工作的立委可不是那么容易的,美国人帮了我们大忙。 一些台湾商人的言谈也为我们提供了有意思的信息。这些家伙在闲谈当中除了谈女人以外,有时也会说到一些政界的内幕,在一个国防承包商和一个学者的闲谈中,我们甚至了解到了台湾军队正在大量购买一种特殊的涂料,以解决他们飞机部件的腐蚀情况,连数量和价钱都说的请清楚楚。当然,我们还能了解那些混迹在中国大陆谋求生计的台湾商人有多少是拥护统一的,而又有多少是赚着大陆的钱,唱着台独的曲。这些家伙有时甚至抱怨台湾有背景的人非要往自己在大陆的分公司里安插一些根本不懂业务还不好好干活的人,显然他们的闲谈足以暴露台湾国家安全局乃至军事情报局在大陆的间谍,因为他们所说的那些有背景的人都是在我们秘密档案上有明确记载的间谍头子。 在这样的忙碌进行了近半年后,我手下的小组规模增大了,另一个完全由实务型的特工组成的小组也被纳入我的麾下。显然我的上级也不愿意我丢下自己的小组,跑去跟踪监视突如其来的目标。我们的新小组也是由6名特工组成的,他们的工作经验不算很长,都是国家安全系统的,不过都是从福建和广东调来的,他们的闽南、客家、广东等等方言土语的水平都不算低。 不过,像模像样的跟踪、监视、策反基本轮不到我们做了,因此除了和他们合练了几回“车轮战”跟踪法,平时我基本把他们拆开了和技术小组一块工作。平常的工作是比较琐碎,我的小组的效能完全无法发挥。于是,我向上级申请把我的小组的工作转给其他的小组,我们转行监视策反台湾在香港的间谍和高官。不过,我的建议没有得到完全的认同,结果我得到的答复是,我的小组可以在任务不算太紧张的时候,审查台湾在香港各家公司是否有可疑情况。这简直是变相的惩罚,因为台资企业和他们的分支机构布满港岛,要想从他们当中查出点什么东西,那完全凭运气。不过,我并没有放弃我在香港大干一番事业的愿望(特别是当我发现那六位非技术同僚对工作的热情每况愈下),我苦思冥想了几天,突然想出了一个挺混蛋的计划:用电脑软件排列可疑企业的名录。我的灵感来源于当初,我们在上刑法课时,我的老师曾经给我们介绍过一种判案的辅助量刑软件,它的建立就是把所有刑法考虑的加减刑罚的要件全部赋值,最后建立了一个计算公式。我向姜平询问建立一个这样的软件的可行性,他告诉我只要我能提出思路来,他就帮我解决技术问题。我开始把最近一段时间接触过的台湾间谍掩护公司的例子以及长期积累的其他国家情报部门掩护公司的资料进行考虑,试图在他们当中寻找共同点。所谓的共同点无非是建立时间的长短(不可能有历史悠久、享誉一方的掩护公司),资金和业务情况(如果业务开展很一般,却有大宗资金运作,就是不是间谍,我也要怀疑他们洗钱),以及其他一些因素。最终我在我夫人的帮助下(她是学金融的,数学水平比我强),搞出了一个有17个赋值的函数方程。姜平和我夜以继日地工作了3天,把那个软件搞了出来。 我们利用这个软件,过滤了我们所有可以找到的台商企业的资料(大部分是公开的,还有一些是香港警方和公司管理的内部资料),列出了一个嫌疑较大的公司名单。我把这个名单交给了百无聊赖的非技术小组,让他们进行调查。有时,我一直在想,作为一个仕途很顺的特工,究竟是运气还是实力对我的工作帮助更大一些。不过,这一次显然走运的成分更大一些。因为当他们开始调查的第一天,他们就给我带回了好消息。当他们着手调查名单上第一名的李顺记贸易公司时,意外地发现了一个货真价实的台湾间谍。小组的带队人老吴(吴私,广东人,广州国家安全局的一名副处长)后来告诉我,当年在广州的一个机关附近,一个自称是福建人的外地商人包了一个门帘,开了一家古色古香的茶楼。因为地段好,再加上服务周到,因此顾客盈门。每天中午,很多机关的工作人员都来此喝茶、谈事。结果,那段时间接连发生与这个机关相关联的泄密事件。 老吴带人去那蹲点,清查泄密问题。后来,他们发现了那个可疑的茶楼,当他们上门拜访时,发现老板已经离去多时了。原来,那个客商是一个台湾间谍,他通过开办茶馆,吸引毫无防范的机关官员们到那里喝茶,他们在闲谈当中泄露了很多秘密(很不幸,两岸人民对于保密都不十分在意)。在后来,老吴带人去调查,也是那些口无遮拦的官员对国家安全局的抱怨引起了他的警觉,立即跑路了。因为老吴也曾经在那里喝茶,他和那位老板有一面之缘,对他的印象很深。谁知数年一别,他们居然在香港见面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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