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为什么说“五十而知天命”？（李守力）

李守力《论语》新得：孔子的人生之道

孔子相信命运吗？到底有没有命运呢？儒家承认命运吗？

与道家把人作为自然分子去研究的学术体系不同，儒家是把人作为社会分子来研究的学术体系。以下是论语中有关命运的章句。

论语为政第二

『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雍也第六

『１０』伯牛有疾，子问之，自牖执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有斯疾也！斯人也有斯疾也！」

伯牛病了，孔子前去探望他，从窗户外面握着他的手说：“丧失了这个人，这是命里注定的吧！这样的人竟会得这样的病啊，这样的人竟会得这样的病啊！”

子罕第九

『１』子罕言利，与命，与仁。

孔子承认利，但不是功利主义者；默认命，但不是命定主义者；他的思想核心应该是仁。

先进第十一

子曰：「回也奇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

孔子说：“颜回的学问道德接近于完善了吧，可是他常常贫困。端本赐不听从安排，去做买卖，猜测行情，往往猜中了。”

颜渊第十二

『５』子夏曰：「商闻之矣：『死生有命，富贵在天』。

宪问第十四

『３６』子曰：「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

孔子说：“道能够得到推行，是天命决定的；道不能得到推行，也是天命决定的。公伯寮能把天命怎么样呢？”

李氏第十六

『８』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

人之言。」

孔子说：“君子有三件敬畏的事情：敬畏天命，敬畏地位高贵的人，敬畏圣人的话，小人不懂得天命，因而也不敬畏，不尊重地位高贵的人，轻侮圣人之言。”

尧曰第二十

『１』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

尧说：“啧啧！你这位舜！上天的大命已经落在你的身上了。诚实地保持那中道吧！假如天下百姓都隐于困苦和贫穷，上天赐给你的禄位也就会永远终止。”

『３』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

孔子说：“不懂得天命，就不能做君子；不知道礼仪，就不能立身处世；不善于分辨别人的话语，就不能真正了解他。”

“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是孔子“下学而上达”的人生历程。

十五至四十，还处于“下学”阶段。五十至七十，才是到了“上达”的阶段。上达经历了三个时期、三个层次，并非一蹴而至。

“五十而知天命”，是“五十以学《易》”的结果；因“知天命”而“畏天命”，知富贵“不可求”而“居易以俟命”。这是宇宙决定论思想。因为从这里发现人是有命运的。

“六十而耳顺”，是知人性的结果。《中庸》说：“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在“知天”的基础上才有可能进一步“知人”。天地有阴阳刚柔、盈亏否泰、盛衰生灭，这是决定论。人道有君子小人、是非善恶、吉凶祸福，这是价值论。天道不可逃遁，只能趋吉避凶。人道则容许选择，蕴涵自由意志，所以，孔子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君子“畏天命”，故“居易以俟命”。反之，“小人不知而不畏”，故“行险以侥幸”。孔子肯定君子，贬斥小人，明显地是一种价值选择。 《中庸》说：“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应该说，孔子五十六十，不论知人知天，还只是在宇宙决定论的框架内作出价值选择，即认识到“命由天作”的必然性，与“福自己求”的可能性，因而对人生采取“择善固执”、“依乎中庸”的态度，“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安于义命。

到了“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则已经是超凡入圣，“上达”至自由意志的境界。不逾矩，则一切行为已无太过无不及的偏弊，达到了中庸的“至德”。到此境界，趋吉避凶已失去意义，所以孔子才能够说“不占而已矣”。孔子从知命到造命，从“乐天知命”到“从心所欲”，一共经历了三十年。

这三十年，是转凡成圣的三十年。孔子有什么转凡成圣的秘诀吗？

当公元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汉文帝初年手抄帛书易传之后，其中的答案已经非常明朗了。《论语·述而》载：“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这就是转凡成圣的秘诀。《周易乾坤凿度》亦记孔子“五十究《易》”。但《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晚而喜《易》……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 矣。”《汉书·儒林传》亦谓孔子“盖晚而好《易》，读之韦编三绝而为之传”。

今帛传《要》亦称“夫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橐”。由于这些记载在时年方面不甚一致 ，因此对于孔子究《易》一事，历来存在疑问。但是，深入领会以上各条语意，并联系孔子生平行事，可以发现这些记载或许恰恰反映了孔子究《易》的过程。

孔子所谓“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当系发愿之语(《周易乾坤凿度》用记事语气，不可信；应以《论语》为准)，言时当近五十岁，梁皇侃定在四十五六，宋邢昺定在四十七，二说实近，均可从。

据《史记·孔子世家》，其时季氏家臣阳虎囚桓子，季氏亦僭于鲁公室，“陪臣执国政，是以鲁自大夫以下皆僭 ，离于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诗书礼乐”。当此退居之时，孔子有意于专心究《易》是可能的。也就在这几年间，孔子曾于鲁桓公庙观欹器，引申出谦、损之道，这或许是促使孔 子究《易》的动因，也可能是孔子初步学《易》所受的启发。

然而孔子五十之年，公山不狃以费叛，召孔子，孔子欲往而未成行。此后五十一岁直至六十八岁的十八年间，孔子或仕鲁，由中都宰、司空至大司寇摄相事；或游列国，辗转于卫、曹、宋、郑、陈、蔡、楚、叶之 间，畏于匡，厄于宋，失于郑，要盟于蒲，绝粮于陈，见讥于蔡、楚，颠沛流离，汲汲遑遑。当此之时，孔子究《易》之愿并未放弃，故《要》有“夫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橐”的记载，特别是在“居陈三岁”、“迁于蔡三岁”的相对安定的时候，孔子对《易 》当多所用功及讲论，《缪和、昭力》应该就是这些时候孔子论《易》的记录；但以为这一时期孔子于《易》已臻于精深则恐怕未必。

六十八岁孔子自卫返鲁。此后直至去世的五六年间，孔子在鲁，“然鲁终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于是孔子致力于整理诗书礼乐，作《春秋》。也就在此时，孔子对《易》进行了深入研究，《史》《汉》所载“孔子晚而喜《易》”，此之谓也。以孔子至圣，加之以特别喜好，用功甚勤，因此达致对《易》的精通并形成新的思想结晶，应该是不成问题的。据《抱朴子·祛惑》载：“有古强者云：孔子尝劝我读《易》，云：此良书也，丘窃好之，韦编三绝，铁挝三折，今乃大悟。”“今乃大悟”说明孔子学《易》三十年终于悟道，今联系帛传四篇来看，当契合。

孔子晚年已成为易学大师，有关孔子传《易》的脉络，《史记 仲尼第子列传》中排的十分明确：“商瞿，鲁人，字子木。少孔子二十九岁。孔子传《易》于瞿，瞿传楚人轩臂子弘，弘传江东人矫子庸疵，疵传燕人周子家竖，竖传淳于人光子乘羽，羽传齐人田子庄何，何传东武人王子中同，同传淄川人杨何。何元朔中以治《易》为中大夫。”。《太史公自序》说“太史公（司马迁之父）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的《易》学还是正宗的孔子法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