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概念的人都是指向月亮的手指头，而真实存在的人就是月亮，手指头永远也不是月亮，

所以才有“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啊。总之，凡能用眼看到的，肉体五官感觉到的，逻辑思维出来的东西，都不能说是这个世界的本质，人的本性，男人的本质。唯有心灵的直觉，才能体验到超越有形事物的爱，不可言说的上帝、真如、道、真理。如果把手指头当作了月亮，就陷入了概念化世界便是真理化世界的偏执，那么这个人就必定偏执而狂妄以为自己就是“上帝、真如、道、真理”的化身了,便可能从此僵化下去，认识便可能不再进步了。

中医很少将人绝对化一个定型的概念化处理，而是将人作为一个活性的系统，通过医患的良性直接互动，通过患者自己感受与医者直接观察，尽量避免通过概念化的“死”人模型来医治真实的“活”人，所以否定中医的人大多都是那些把手指头当作月亮的偏执者，我本人虽为科技工作者，但为他们表示惋惜。

所以，能直面月亮，尽量了悟自己的偏执，方可在认识上更进一层，那些陷入概念化人的医学者，面对活的真实的人，宁可偏执概念之中，也不肯直面真实的人，偏执的程度何其之深，所以心不如佛者不能为医，技不如神者不能为一，便是如此道理，心里不能偏执，不能利欲熏心，直面真实的人；技术方可娴熟而高超，才能为医。

最后向那些把手指头当作月亮的人表示默哀，人类为何如此偏执，放弃偏执吧，否则你就不会再进步了，因为你把真理给概念教条化。

昭然觉得： 比知识更重要的经验，比经验更重要的是悟性。读书读到最后，就不再是读书，而是读自己，读社会、读别人。读来读去，最后悟出来的东西比读出来的更重要。

尽量忘掉自己的虚妄与偏执，尽量不要觉得自己是真理的化身，

才可能更接近科学与人学的真谛。

所以， 无用之用乃大用，无心之心乃真心也。

《资本论》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人口论》。

不知道这一点，就不知道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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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8-26 10:42:11

昭然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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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9 楼

资本论是分析出了相对人口过剩是获得剩余价值的必要产业军团的基础，

而人口学专家所谓的是人口相对自然承载能力的绝对过剩，二者岂可相提并论。

你的哲学就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只有棺材是活的。

也就是别人说过的，都是死的。得你自己见着的，你才叫做活的。

按照这样的逻辑，法律是死的，只有用刀来砍才是活的。

这就是最愚蠢的愚民心态。

这其实是《实在论》的庸俗形态。

这是始终提醒自己进步永无止境，永远别把当前的自己当成真理的代言人，

你又开始犯诡辩的病，我就要出手了，法律是凝固的法条，公道是在动态的民众那里，

只有社会大众良知所主导的法治才是反应社会公正的法律，你扣帽子是没有什么用的，

社会的真理是民间那里的，你目前十次探讨估计有8次从辩证法滑下了诡辩论，我就来全面来分析以下你的东西吧：

你的哲学就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只有棺材是活的。

我没有哲学，哲学也是偏执，你见到的棺材也不是棺材的本质，你提到不过是概念的棺材

也就是别人说过的，都是死的。得你自己见着的，你才叫做活的。

不仅仅是别人，我们全体人所说的、看到的、思维出来的东西都是不同程度的偏执，只有认识到了这点，才能不断地破除自己的偏执，获得认识上的提升进入另一个偏执相对较少的高度。我们见到的活人永远都比概念中的人更真实，更接近真理。

按照这样的逻辑，法律是死的，只有用刀来砍才是活的。

法律是凝固的法条，公道是在动态的民众那里，只有社会大众良知所主导的法治才是反应社会公正的法律，你扣帽子是没有什么用的，社会的真理之公正是民间大众那里的。我没有影响到你的利益，你若用刀看我，那便是侵犯公正，如果我严重的欺负了你，并严重地侵犯了你的利益，那你砍死我估计也是不偿命的，也是相对合理性的。

这就是最愚蠢的愚民心态。

这其实是《实在论》的庸俗形态。

这两句崆峒派的招数，就不多说了，扣帽子，而无推理。

你的哲学就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只有棺材是活的。

也就是别人说过的，都是死的。得你自己见着的，你才叫做活的。

按照这样的逻辑，法律是死的，只有用刀来砍才是活的。

这就是最愚蠢的愚民心态。

这其实是《实在论》的庸俗形态。

这是始终提醒自己进步永无止境，永远别把当前的自己当成真理的代言人，

你又开始犯诡辩的病，我就要出手了，法律是凝固的法条，公道是在动态的民众那里，

只有社会大众良知所主导的法治才是反应社会公正的法律，你扣帽子是没有什么用的，

社会的真理是民间那里的，你目前十次探讨估计有8次从辩证法滑下了诡辩论，我就来全面来分析以下你的东西吧：

你的哲学就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只有棺材是活的。

我没有哲学，哲学也是偏执，你见到的棺材也不是棺材的本质，你提到不过是概念的棺材

也就是别人说过的，都是死的。得你自己见着的，你才叫做活的。

不仅仅是别人，我们全体人所说的、看到的、思维出来的东西都是不同程度的偏执，只有认识到了这点，才能不断地破除自己的偏执，获得认识上的提升进入另一个偏执相对较少的高度。我们见到的活人永远都比概念中的人更真实，更接近真理。

按照这样的逻辑，法律是死的，只有用刀来砍才是活的。

法律是凝固的法条，公道是在动态的民众那里，只有社会大众良知所主导的法治才是反应社会公正的法律，你扣帽子是没有什么用的，社会的真理之公正是民间大众那里的。我没有影响到你的利益，你若用刀看我，那便是侵犯公正，如果我严重的欺负了你，并严重地侵犯了你的利益，那你砍死我估计也是不偿命的，也是相对合理性的。

这就是最愚蠢的愚民心态。

这其实是《实在论》的庸俗形态。

这两句崆峒派的招数，就不多说了，扣帽子，而无推理。

你如果坚持认识辩证法是宇宙间的终极真理，就是月亮，我也能包容与理解，

因为这是学者一般的通行状况，但为了维护你对辩证法的坚持，也维护好你自己的辩证法，因为滑向诡辩论的你就是对辩证法的亵渎，你往往大多数都是滑向了诡辩，而背叛你自己所坚持的辩证法，所以请你维护好自己的“月亮”，因为辩证法是一个比较伟大的思想，虽然也问题多多，但总比诡辩要好的多，我理解所有把手指当成月亮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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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现实，思考无量,

思想需要自由地滑翔。

欢迎到<人学花园>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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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疑处质疑才是马克思真正可贵的地方，力学应该明白的，而马克思是质疑一切的，你做到了吗，包括质疑辩证法本身。这也是我很欣赏马克思之处，马克思本人从未把自己的理论当作世界真理的化身，而是一再谦虚地说，认识总是有过程，总是不断地推进人的认识的进步而破除原有的偏执，往往是一些扛着马教旗帜的人，把马克思思想给绝对真理话，把马克思这个相对出色的手指头给强行当成月亮，来号令天下，这个时候，马克思才说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这些我想力学君都明了吧，我们正是应该学习马的反思之品行。

有理性的人不多。但是非理性主义者则是故意非理性。

真正的好理性便是意识到自己总是存在不同程度的偏执，进而一日三省。

这才能更好的不断破除原有的偏执，才能推进科学不断地进步，才能不断地提高认识。

好的理性便是脱离偏执固化的非盲目教条理性，这是推进科学进步的底气。

在不疑处质疑才是马克思真正可贵的地方，力学应该明白的，而马克思是质疑一切的，你做到了吗，包括质疑辩证法本身。这也是我很欣赏马克思之处，马克思本人从未把自己的理论当作世界真理的化身，而是一再谦虚地说，认识总是有过程，总是不断地推进人的认识的进步而破除原有的偏执，往往是一些扛着马教旗帜的人，把马克思思想给绝对真理话，把马克思这个相对出色的手指头给强行当成月亮，来号令天下，这个时候，马克思才说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这些我想力学君都明了吧，我们正是应该学习马的反思之品行。

中式思维的五大逻辑缺陷

一、概念不清

二、不证而论

三、乱用类比推理

四、以“经典”作为论据

五、以偏概全

不是中式思维，而是许多国人，

不可能全国人都一个思维模式，只不过大多数人罢了。

顶楼主的

我觉得应该有必要明确一些针对科学词义的范围，我觉得只有在自然学科里才可使用科学，也就是科学是指自然学科里事情，科学的本质是主客体的体验一致性或主体认识与客体存在保持一致。不能混淆真理与科学的词义，所以需要区别真理与科学的联系。我们应该明确我们追求真理，不仅仅只追求科学，为什么这样提那？

当使用逻辑进行分析归纳的时候，很有必要审视下我们所使用的工具语言，语言对于思考者的重要性，就好比格子尺对于工程师的重要性，当然只有精良准确直尺，没有绘图思想并不能构架一个质量优良的产品，但是如果使用尺寸有问题，而且尺子大幅度不准，那么结果导出了结论很可能非常不如人意，甚至完全和事实相反。所以思想很重要，但思想要想表达，要想进行理性表述又不得不接触语言这把"尺子"，如果尺寸有很大程度的不准确，那结果是可想而知的，所以思想很重要，但要想顺利的表达出来，并进行理性推理，尺子的作用也不可小视啊。

而社会学科的目标应该是追求社会公正，所以我不建议含糊地将社会公正一并归入科学的内涵里，这样将导致很多的逻辑矛盾，因为人类社会是人与人关系的集合，如果将社会公正一并归入科学的话，那么将产生一种可怕的结论就是完全的精英导向论，这样就如ZHENGZI兄所说的重复历史的悲剧，导致占人数绝大多数的普通民众没有话语权力与博弈能力了；进而任何善意的理论都有可能把社会真理（大众主导的公正）从“活的”大众口中剥离走，就是形成下一个历史“宿命论”的过程，这样一来“死的”善意就容易被人异化而用来耍-流-氓，所以忽视与远离大众“活的”动态判定的“死的”善意论理也就没有了真实的社会意义。

所以社会学科与自然学科的目标与标准是不同一的，当然有许多人并不认同我的观点，许多人都认为社会学科的真理也应该并入科学之下，当然我理解他所说的"科学"是指公正平等等含义，但主流的科学定义是主客体的一致，当把社会真理并入科学之下后，这种不严格的定义，将会把社会真理抹杀掉，所以人类的历史中总想把社会学科的真理与自然学科的真理目标与标准归一，归一的结果就是矛盾的产生，什么矛盾那，就是如果偏执地导向科学统治一切，社会管理将陷入精英主义的泥潭；如果偏执地导向民众创造历史的马克思历史观，则容易导向普通民众引导社会发展的荒唐情况，进而打压知识分子的独创性与管理性作用，文革就是一个例子，最后反而让流-氓-式的一-般-人变成了政治-流-氓。所以这两种极端都是可怕的，前者认为历史只有少数人精英决定，与普通民众毫无关系；而后者只认为历史由大众创造少数精英没有大作用，只有延缓或是推进的作用而已。结果就陷入了可怕的矛盾之中，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这样的结论用来主导实践指挥产生两种不好的状况:精英决定论造成社会存在仅仅为了少数人，而民众决定论又造成无知领导历史，结果反而使历史倒退。

我们有必要审视这深层次的原因：我们需要将自然学科与社会学科的真理进行剥离，重归一变为二，也就是自然科学探讨的是自在世界的客观规律，所以主体认识与客体运行的一致性与真实地反应客体是判断自然学科的真理；而社会学科是探讨人的社会性问题，其追求的是人性的不断进步与提升，还有人性的不断自觉，所以它应将追求社会真实与社会公正（或公平）作为标准。这样我们发现社会学科与自然学科都有一个共同基础就是真实，而真实又是他们共同追求真理的基础，只不过自然科学追求的真理是主客体的一致性（例如环境科学追求自然生态系统的稳定规律），而社会学科（伦理学、经济学等等）追求的是人类社会的社会公正问题，然而这两个类别的学科的共同基础是真实，而人类获得真实，想表达出来，又需要人类语言的支持，所以一个讲道理，非虚假的严格定义的语言系统又是十分重要，是这两个门类学科得以发展，认识得以提高的交流工具；所以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言论权是人权的第一权利，这就是需要真实，而想得到真，就必然要让人说话。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就明白了中国目前的问题分为两类即自然类与社会类：所以针对不同类要使用不同的标准：

1、对于自然类问题，自然我们要使用追求主客观体验一致的科学评价，那么很自然地在自然科学领域是需要依靠实践来不断验证对自然认识以获得进步，很明显知识分子的精英力量就是决定自然科学进步的主导力量，所以在自然学科里需要精英来推动认识进步。

2、对于社会类问题，自然我们要使用追求社会公正这个标准来做判断依据，那么很自然知识份子们对问题深入探讨，产生深度的认识，同时也产生了深度的偏执，看问题已经很难逃出自己理论的偏执约束，并且社会公正是应该反应多数人的公正，而非少数人的偏执认识，所以从少数精英归纳出来的标准不可能代表社会整体大多数的公正认识，恰恰这个时候知识会产生一种苦恼就是，此时"无知"胜"有知"，为什么这样说那，因为这些死老百姓，基本是一群不经常学习"社会理论"（社会偏执）的家伙们，所以他们对社会探讨没有精英们那么深入，结果反而使得他们的偏执度较小了，所以他们脑中所想的东西就是师长、朋友、同学、父母等人给予他们的，因此也就最能反映这个社会整体的基本价值取向（动态），因此他们这些空白大脑（非知识份子的独立思考或成为一种独立偏执）里的理念恰恰就是这个社会的缩影，因此也就是能代表了这个社会大多数的伦理价值取向，反而更公正，所以可悲的是我们知识份子的脑子所想所思未必代表社会公正，而我们只能去民间的大众通过大规模调查统计才有能接近这个社会伦理价值的标准，所以这也是英国普通法系那种陪审团制度的根源所在，因为社会学科的真理是追求社会公正，因此社会学科的真理是在民间的，所以在政治领域中将出现一个结论，在社会学科里，精英们只有引导创新思索的份，而不能成为社会公正的代言人的根本所在，所以精英们只能去民间，反而才更有能接近社会公正，这点马克思做到了一些，但就像我前面所说的由于他将自然学科的真理与自然那学科的真理全部并入科学的含义之中，结果就造成了一种偏执"既真理在民间，那么就应该用民众来掌管方向，直接管理国家，所以他的弱点就在于此，"结果我们分析发现，真理在民间中的真理只能是社会学科方面，而不能包括自然学科，所以当你让一个普通大众去管理研究院的发展的时候，必然出现了历史倒退，这个就不难理了；而且马克思搞的历史唯物论彻底将真理从“活的”动态的大众公民口中剥离出去变成了“新的善意的死的宿命论”，然而后来的情况就出现了“善意的死的理论”从“活的”大众中剥离开后，政治-流-氓-们便开始干起来异化肢解其“善意的死的理论”的勾当。

所以这就是我为什么如此担忧语言本身的问题，如果定义分析不严格，造成内涵与外延的随意改变，最后就会造成大程度的偏执，用这种大程度的偏执去改造社会有可能适得其反。

所以今天我想把这个题分析一下最个例子和大家探讨一下，|否则当我们不澄清真理与科学的区别与联系的时候，必然会将真理与科学混为一谈，进而认为自然学科与社会学科应该具有同样的标准，实际它们两个都有一个终极目标就是真理，但真理又分为自然学科中的科学（主客体的一致性原则）与社会学科中社会公正（社会集合的伦理价值标准）两部分，当我们把真理与科学同一混淆后，必然出现了两个大矛盾，而且无法调和：要不自然学科与社会学科完全遵从科学，将导向精英主义极端，要不都遵循历史唯物主义的民众创造历史，将导向民众管理一切的极端。所以我们只有缕顺了语言定义与结果问题取出语言中的二重性问题才能根本地去除那些不可调和的矛盾，才能更好的是认识真理。原本科学的定义就是主客体的一致性，只适用与自然科学领域，当我把科学这个定义中二重性混乱去除之后，科学与真理就不再混为一潭。经过分析很明显真理包括科学，但科学不能完全代表真理，真理包括科学的主客体一致性和社会公正的伦理价值判定两个部分。

所以老子道德经中所探讨的道并非指向科学，而是指向真理，所以他的道里包含主客体的一致性与社会伦理判定两个部分，否则大家是很难理解老子道的准确含义的，当然老子由于时代限制，在几千年前科技发展和历史发展的关系，还有人具体认识水平的关系，当然会造成老子对具体自然及其社会问题的认识产生偏差与偏执，或是显性的具体事务判定的错误，但这丝毫不影响他对道的理解与感悟，所以中国儒家对道的曲解与掩盖是我们民族的很大损失，而一般人又将它视为玄学，实在是可惜的误解。

昭然我只是拿这个"科学"与"真理"的定义，从语言基础面上进行了重构分析，发现矛盾的根源在于在逻辑推理的过程中引入了语素的二重性问题，因为由于对"科学"概念的二重性扰动，造成了认识上的极端偏执，当然我探讨的还不够深入，不够系统，也不够完善，所以难免有疏漏，但是我只是和大家拿这个例子来分析一下语言中的二重性干扰对人的认知是具有很大的扰-动的。

所以根据这个例子探讨的结果就是在自然学科领域里精英主导，但在社会学科领域里，精英归纳分析，提出思路与看法，但最终的主导标准是该是全体公民或是大众中的伦理标准，也就是自然学科的真理在少数人手中，而社会学科的真理标准就在多数人手中了。所以"真理在少数人手中"这个判定中的真理也有与科学相混淆的二重性语素问题，所以我们就无法面对某些坏蛋在社会学科领域里兴风作浪，本来就已经很-流-氓-了，但依旧振振有词把耍-流-氓说成"真理在少数人手中"，把你-气-个-半死，这就是将真理与科学相混淆产生二重性语素的结果。所以区分真理与科学的差别是很重要的事情，如有消除了其语素的二重性，也就明白了"真理在少数人手中"中的真理指的是自然学科领域里的真理也就是科学，而并非社会学科中的真理（社会公正：起点与过程的公正性）；所以为了消除二重性语素对逻辑的干扰，我们需要严谨地这样来定义：自然学科的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而社会学科的真理往往产生在多数人手中，再进一步说也就是"科学往往掌握在少数精英人的手中，而社会公正往往掌握在多数普通民众手中"。所以去除了二重性语素干扰之后，我们分析发现老子说的道指的是真理，而真理又在自然与社会不同的两个维度里分为科学与社会公正。我拿了这个例子现身说法地进行了一次去除二重性语素的实例分析，当然由于不够深入，时间匆促，问题难免不产生，希望和大家一起探讨，加深自己的理解，也希望大家提意见，毕竟个人的力量是不足以重构哲学的，需要我们每个人去思考。

人学是对人向内的反求诸己，科学是向人以外的世界进行主客体一致性体验。

所以自然领域的真理标准是科学标准，也就是主客体的一致性原则，.

而社会领域的真理标准就是社会公正，也就是大众良知所主导的社会公正的反求诸己原则。

可见自然领域的真理在精英的少数人手中，而社会领域的真理则在社会大众的良知所主导的社会公正哪里。

这样我们就明白自然领域的科学家被烧死了印证了自然领域的真理在少数人手中，

而张维迎违背社会公正原则，被全国人民唾弃恰恰证明了社会领域的真理就是民间大众的 。

所以经济学这个社会领域的学科的标准是更加的社会公正，就是经济学中的帕累托改进的实现道路问题的探讨，

很明显张维迎是违背社会公正原则，而邹教授正正是实践了社会领域的民间大众主导的社会公正原则，

如果说邹教授见到了社会领域真理的屁股，那么张维迎连屁的味道都没有问道，差距为何如此之大那。

所以北岛的诗中做了如此描述：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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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看到了张维迎那个什么《阳光总在风雨后：论张老师维迎的科学精神——被烧死的到底是谁？/》真得让人好笑，并且这样的无耻文人的现象很多，所以我就深入地分析一下哲学道理，及其社会领域与自然领域的真理探讨有何不同。

【 关于“科学”与“真理”的二重性语素分析 】

我觉得应该有必要明确一些针对科学词义的范围，我觉得只有在自然学科里才可使用科学，也就是科学是指自然学科里事情，科学的本质是主客体的体验一致性或主体认识与客体存在保持一致。不能混淆真理与科学的词义，所以需要区别真理与科学的联系。我们应该明确我们追求真理，不仅仅只追求科学，为什么这样提那？

当使用逻辑进行分析归纳的时候，很有必要审视下我们所使用的工具语言，语言对于思考者的重要性，就好比格子尺对于工程师的重要性，当然只有精良准确直尺，没有绘图思想并不能构架一个质量优良的产品，但是如果使用尺寸有问题，而且尺子大幅度不准，那么结果导出了结论很可能非常不如人意，甚至完全和事实相反。所以思想很重要，但思想要想表达，要想进行理性表述又不得不接触语言这把"尺子"，如果尺寸有很大程度的不准确，那结果是可想而知的，所以思想很重要，但要想顺利的表达出来，并进行理性推理，尺子的作用也不可小视啊。

而社会学科的目标应该是追求社会公正，所以我不建议含糊地将社会公正一并归入科学的内涵里，这样将导致很多的逻辑矛盾，因为人类社会是人与人关系的集合，如果将社会公正一并归入科学的话，那么将产生一种可怕的结论就是完全的精英导向论，这样就如ZHENGZI兄所说的重复历史的悲剧，导致占人数绝大多数的普通民众没有话语权力与博弈能力了；进而任何善意的理论都有可能把社会真理（大众主导的公正）从“活的”大众口中剥离走，就是形成下一个历史“宿命论”的过程，这样一来“死的”善意就容易被人异化而用来耍-流-氓，所以忽视与远离大众“活的”动态判定的“死的”善意论理也就没有了真实的社会意义。

所以社会学科与自然学科的目标与标准是不同一的，当然有许多人并不认同我的观点，许多人都认为社会学科的真理也应该并入科学之下，当然我理解他所说的"科学"是指公正平等等含义，但主流的科学定义是主客体的一致，当把社会真理并入科学之下后，这种不严格的定义，将会把社会真理抹杀掉，所以人类的历史中总想把社会学科的真理与自然学科的真理目标与标准归一，归一的结果就是矛盾的产生，什么矛盾那，就是如果偏执地导向科学统治一切，社会管理将陷入精英主义的泥潭；如果偏执地导向民众创造历史的马克思历史观，则容易导向普通民众引导社会发展的荒唐情况，进而打压知识分子的独创性与管理性作用，文革就是一个例子，最后反而让流-氓-式的一-般-人变成了政治-流-氓。所以这两种极端都是可怕的，前者认为历史只有少数人精英决定，与普通民众毫无关系；而后者只认为历史由大众创造少数精英没有大作用，只有延缓或是推进的作用而已。结果就陷入了可怕的矛盾之中，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这样的结论用来主导实践指挥产生两种不好的状况:精英决定论造成社会存在仅仅为了少数人，而民众决定论又造成无知领导历史，结果反而使历史倒退。

我们有必要审视这深层次的原因：我们需要将自然学科与社会学科的真理进行剥离，重归一变为二，也就是自然科学探讨的是自在世界的客观规律，所以主体认识与客体运行的一致性与真实地反应客体是判断自然学科的真理；而社会学科是探讨人的社会性问题，其追求的是人性的不断进步与提升，还有人性的不断自觉，所以它应将追求社会真实与社会公正（或公平）作为标准。这样我们发现社会学科与自然学科都有一个共同基础就是真实，而真实又是他们共同追求真理的基础，只不过自然科学追求的真理是主客体的一致性（例如环境科学追求自然生态系统的稳定规律），而社会学科（伦理学、经济学等等）追求的是人类社会的社会公正问题，然而这两个类别的学科的共同基础是真实，而人类获得真实，想表达出来，又需要人类语言的支持，所以一个讲道理，非虚假的严格定义的语言系统又是十分重要，是这两个门类学科得以发展，认识得以提高的交流工具；所以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言论权是人权的第一权利，这就是需要真实，而想得到真，就必然要让人说话。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就明白了中国目前的问题分为两类即自然类与社会类：所以针对不同类要使用不同的标准：

1、对于自然类问题，自然我们要使用追求主客观体验一致的科学评价，那么很自然地在自然科学领域是需要依靠实践来不断验证对自然认识以获得进步，很明显知识分子的精英力量就是决定自然科学进步的主导力量，所以在自然学科里需要精英来推动认识进步。

2、对于社会类问题，自然我们要使用追求社会公正这个标准来做判断依据，那么很自然知识份子们对问题深入探讨，产生深度的认识，同时也产生了深度的偏执，看问题已经很难逃出自己理论的偏执约束，并且社会公正是应该反应多数人的公正，而非少数人的偏执认识，所以从少数精英归纳出来的标准不可能代表社会整体大多数的公正认识，恰恰这个时候知识会产生一种苦恼就是，此时"无知"胜"有知"，为什么这样说那，因为这些死老百姓，基本是一群不经常学习"社会理论"（社会偏执）的家伙们，所以他们对社会探讨没有精英们那么深入，结果反而使得他们的偏执度较小了，所以他们脑中所想的东西就是师长、朋友、同学、父母等人给予他们的，因此也就最能反映这个社会整体的基本价值取向（动态），因此他们这些空白大脑（非知识份子的独立思考或成为一种独立偏执）里的理念恰恰就是这个社会的缩影，因此也就是能代表了这个社会大多数的伦理价值取向，反而更公正，所以可悲的是我们知识份子的脑子所想所思未必代表社会公正，而我们只能去民间的大众通过大规模调查统计才有能接近这个社会伦理价值的标准，所以这也是英国普通法系那种陪审团制度的根源所在，因为社会学科的真理是追求社会公正，因此社会学科的真理是在民间的，所以在政治领域中将出现一个结论，在社会学科里，精英们只有引导创新思索的份，而不能成为社会公正的代言人的根本所在，所以精英们只能去民间，反而才更有能接近社会公正，这点马克思做到了一些，但就像我前面所说的由于他将自然学科的真理与自然那学科的真理全部并入科学的含义之中，结果就造成了一种偏执"既真理在民间，那么就应该用民众来掌管方向，直接管理国家，所以他的弱点就在于此，"结果我们分析发现，真理在民间中的真理只能是社会学科方面，而不能包括自然学科，所以当你让一个普通大众去管理研究院的发展的时候，必然出现了历史倒退，这个就不难理了；而且马克思搞的历史唯物论彻底将真理从“活的”动态的大众公民口中剥离出去变成了“新的善意的死的宿命论”，然而后来的情况就出现了“善意的死的理论”从“活的”大众中剥离开后，政治-流-氓-们便开始干起来异化肢解其“善意的死的理论”的勾当。

所以这就是我为什么如此担忧语言本身的问题，如果定义分析不严格，造成内涵与外延的随意改变，最后就会造成大程度的偏执，用这种大程度的偏执去改造社会有可能适得其反。

以今天我想把这个题分析一下最个例子和大家探讨一下，|否则当我们不澄清真理与科学的区别与联系的时候，必然会将真理与科学混为一谈，进而认为自然学科与社会学科应该具有同样的标准，实际它们两个都有一个终极目标就是真理，但真理又分为自然学科中的科学（主客体的一致性原则）与社会学科中社会公正（社会集合的伦理价值标准）两部分，当我们把真理与科学同一混淆后，必然出现了两个大矛盾，而且无法调和：要不自然学科与社会学科完全遵从科学，将导向精英主义极端，要不都遵循历史唯物主义的民众创造历史，将导向民众管理一切的极端。所以我们只有缕顺了语言定义与结果问题取出语言中的二重性问题才能根本地去除那些不可调和的矛盾，才能更好的是认识真理。原本科学的定义就是主客体的一致性，只适用与自然科学领域，当我把科学这个定义中二重性混乱去除之后，科学与真理就不再混为一潭。经过分析很明显真理包括科学，但科学不能完全代表真理，真理包括科学的主客体一致性和社会公正的伦理价值判定两个部分。

所以老子道德经中所探讨的道并非指向科学，而是指向真理，所以他的道里包含主客体的一致性与社会伦理判定两个部分，否则大家是很难理解老子道的准确含义的，当然老子由于时代限制，在几千年前科技发展和历史发展的关系，还有人具体认识水平的关系，当然会造成老子对具体自然及其社会问题的认识产生偏差与偏执，或是显性的具体事务判定的错误，但这丝毫不影响他对道的理解与感悟，所以中国儒家对道的曲解与掩盖是我们民族的很大损失，而一般人又将它视为玄学，实在是可惜的误解。

昭然我只是拿这个"科学"与"真理"的定义，从语言基础面上进行了重构分析，发现矛盾的根源在于在逻辑推理的过程中引入了语素的二重性问题，因为由于对"科学"概念的二重性扰动，造成了认识上的极端偏执，当然我探讨的还不够深入，不够系统，也不够完善，所以难免有疏漏，但是我只是和大家拿这个例子来分析一下语言中的二重性干扰对人的认知是具有很大的扰-动的。

所以根据这个例子探讨的结果就是在自然学科领域里精英主导，但在社会学科领域里，精英归纳分析，提出思路与看法，但最终的主导标准是该是全体公民或是大众中的伦理标准，也就是自然学科的真理在少数人手中，而社会学科的真理标准就在多数人手中了。所以"真理在少数人手中"这个判定中的真理也有与科学相混淆的二重性语素问题，所以我们就无法面对某些坏蛋在社会学科领域里兴风作浪，本来就已经很-流-氓-了，但依旧振振有词把耍-流-氓说成"真理在少数人手中"，把你-气-个-半死，这就是将真理与科学相混淆产生二重性语素的结果。所以区分真理与科学的差别是很重要的事情，如有消除了其语素的二重性，也就明白了"真理在少数人手中"中的真理指的是自然学科领域里的真理也就是科学，而并非社会学科中的真理（社会公正：起点与过程的公正性）；所以为了消除二重性语素对逻辑的干扰，我们需要严谨地这样来定义：自然学科的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而社会学科的真理往往产生在多数人手中，再进一步说也就是"科学往往掌握在少数精英人的手中，而社会公正往往掌握在多数普通民众手中"。所以去除了二重性语素干扰之后，我们分析发现老子说的道指的是真理，而真理又在自然与社会不同的两个维度里分为科学与社会公正。我拿了这个例子现身说法地进行了一次去除二重性语素的实例分析，当然由于不够深入，时间匆促，问题难免不产生，希望和大家一起探讨，加深自己的理解，也希望大家提意见，毕竟个人的力量是不足以重构哲学的，需要我们每个人去思考。

人学是对人向内的反求诸己，科学是向人以外的世界进行主客体一致性体验。

所以自然领域的真理标准是科学标准，也就是主客体的一致性原则，.

而社会领域的真理标准就是社会公正，也就是大众良知所主导的社会公正的反求诸己原则。

可见自然领域的真理在精英的少数人手中，而社会领域的真理则在社会大众的良知所主导的社会公正哪里。这样我们就明白自然领域的科学家被烧死了印证了自然领域的真理在少数人手中，而张维迎违背社会公正原则，被全国人民唾弃恰恰证明了社会领域的真理就是民间大众的 。

所以经济学这个社会领域的学科的标准是更加的社会公正，就是经济学中的帕累托改进的实现道路问题的探讨，很明显张维迎是违背社会公正原则，而邹教授正正是实践了社会领域的民间大众主导的社会公正原则，如果说邹教授见到了社会领域真理的屁股，那么张维迎连屁的味道都没有问道，差距为何如此之大那。

所以大家就应该明白注明诗人北岛为何如此描述一类人的行为：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啊。

今天的张维迎兄弟，便是我发现符合这首诗歌的最好例子，大家好好体会这个反面教材不要错过了这个机会，不会每个流氓都装君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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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看到了张维迎那个什么《阳光总在风雨后：论张老师维迎的科学精神——被烧死的到底是谁？/》真得让人好笑，并且这样的无耻文人的现象很多，所以我就深入地分析一下哲学道理，及其社会领域与自然领域的真理探讨有何不同。

【 关于“科学”与“真理”的二重性语素分析 】

我觉得应该有必要明确一些针对科学词义的范围，我觉得只有在自然学科里才可使用科学，也就是科学是指自然学科里事情，科学的本质是主客体的体验一致性或主体认识与客体存在保持一致。不能混淆真理与科学的词义，所以需要区别真理与科学的联系。我们应该明确我们追求真理，不仅仅只追求科学，为什么这样提那？

当使用逻辑进行分析归纳的时候，很有必要审视下我们所使用的工具语言，语言对于思考者的重要性，就好比格子尺对于工程师的重要性，当然只有精良准确直尺，没有绘图思想并不能构架一个质量优良的产品，但是如果使用尺寸有问题，而且尺子大幅度不准，那么结果导出了结论很可能非常不如人意，甚至完全和事实相反。所以思想很重要，但思想要想表达，要想进行理性表述又不得不接触语言这把"尺子"，如果尺寸有很大程度的不准确，那结果是可想而知的，所以思想很重要，但要想顺利的表达出来，并进行理性推理，尺子的作用也不可小视啊。

而社会学科的目标应该是追求社会公正，所以我不建议含糊地将社会公正一并归入科学的内涵里，这样将导致很多的逻辑矛盾，因为人类社会是人与人关系的集合，如果将社会公正一并归入科学的话，那么将产生一种可怕的结论就是完全的精英导向论，这样就如ZHENGZI兄所说的重复历史的悲剧，导致占人数绝大多数的普通民众没有话语权力与博弈能力了；进而任何善意的理论都有可能把社会真理（大众主导的公正）从“活的”大众口中剥离走，就是形成下一个历史“宿命论”的过程，这样一来“死的”善意就容易被人异化而用来耍-流-氓，所以忽视与远离大众“活的”动态判定的“死的”善意论理也就没有了真实的社会意义。

所以社会学科与自然学科的目标与标准是不同一的，当然有许多人并不认同我的观点，许多人都认为社会学科的真理也应该并入科学之下，当然我理解他所说的"科学"是指公正平等等含义，但主流的科学定义是主客体的一致，当把社会真理并入科学之下后，这种不严格的定义，将会把社会真理抹杀掉，所以人类的历史中总想把社会学科的真理与自然学科的真理目标与标准归一，归一的结果就是矛盾的产生，什么矛盾那，就是如果偏执地导向科学统治一切，社会管理将陷入精英主义的泥潭；如果偏执地导向民众创造历史的马克思历史观，则容易导向普通民众引导社会发展的荒唐情况，进而打压知识分子的独创性与管理性作用，文革就是一个例子，最后反而让流-氓-式的一-般-人变成了政治-流-氓。所以这两种极端都是可怕的，前者认为历史只有少数人精英决定，与普通民众毫无关系；而后者只认为历史由大众创造少数精英没有大作用，只有延缓或是推进的作用而已。结果就陷入了可怕的矛盾之中，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这样的结论用来主导实践指挥产生两种不好的状况:精英决定论造成社会存在仅仅为了少数人，而民众决定论又造成无知领导历史，结果反而使历史倒退。

我们有必要审视这深层次的原因：我们需要将自然学科与社会学科的真理进行剥离，重归一变为二，也就是自然科学探讨的是自在世界的客观规律，所以主体认识与客体运行的一致性与真实地反应客体是判断自然学科的真理；而社会学科是探讨人的社会性问题，其追求的是人性的不断进步与提升，还有人性的不断自觉，所以它应将追求社会真实与社会公正（或公平）作为标准。这样我们发现社会学科与自然学科都有一个共同基础就是真实，而真实又是他们共同追求真理的基础，只不过自然科学追求的真理是主客体的一致性（例如环境科学追求自然生态系统的稳定规律），而社会学科（伦理学、经济学等等）追求的是人类社会的社会公正问题，然而这两个类别的学科的共同基础是真实，而人类获得真实，想表达出来，又需要人类语言的支持，所以一个讲道理，非虚假的严格定义的语言系统又是十分重要，是这两个门类学科得以发展，认识得以提高的交流工具；所以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言论权是人权的第一权利，这就是需要真实，而想得到真，就必然要让人说话。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就明白了中国目前的问题分为两类即自然类与社会类：所以针对不同类要使用不同的标准：

1、对于自然类问题，自然我们要使用追求主客观体验一致的科学评价，那么很自然地在自然科学领域是需要依靠实践来不断验证对自然认识以获得进步，很明显知识分子的精英力量就是决定自然科学进步的主导力量，所以在自然学科里需要精英来推动认识进步。

2、对于社会类问题，自然我们要使用追求社会公正这个标准来做判断依据，那么很自然知识份子们对问题深入探讨，产生深度的认识，同时也产生了深度的偏执，看问题已经很难逃出自己理论的偏执约束，并且社会公正是应该反应多数人的公正，而非少数人的偏执认识，所以从少数精英归纳出来的标准不可能代表社会整体大多数的公正认识，恰恰这个时候知识会产生一种苦恼就是，此时"无知"胜"有知"，为什么这样说那，因为这些死老百姓，基本是一群不经常学习"社会理论"（社会偏执）的家伙们，所以他们对社会探讨没有精英们那么深入，结果反而使得他们的偏执度较小了，所以他们脑中所想的东西就是师长、朋友、同学、父母等人给予他们的，因此也就最能反映这个社会整体的基本价值取向（动态），因此他们这些空白大脑（非知识份子的独立思考或成为一种独立偏执）里的理念恰恰就是这个社会的缩影，因此也就是能代表了这个社会大多数的伦理价值取向，反而更公正，所以可悲的是我们知识份子的脑子所想所思未必代表社会公正，而我们只能去民间的大众通过大规模调查统计才有能接近这个社会伦理价值的标准，所以这也是英国普通法系那种陪审团制度的根源所在，因为社会学科的真理是追求社会公正，因此社会学科的真理是在民间的，所以在政治领域中将出现一个结论，在社会学科里，精英们只有引导创新思索的份，而不能成为社会公正的代言人的根本所在，所以精英们只能去民间，反而才更有能接近社会公正，这点马克思做到了一些，但就像我前面所说的由于他将自然学科的真理与自然那学科的真理全部并入科学的含义之中，结果就造成了一种偏执"既真理在民间，那么就应该用民众来掌管方向，直接管理国家，所以他的弱点就在于此，"结果我们分析发现，真理在民间中的真理只能是社会学科方面，而不能包括自然学科，所以当你让一个普通大众去管理研究院的发展的时候，必然出现了历史倒退，这个就不难理了；而且马克思搞的历史唯物论彻底将真理从“活的”动态的大众公民口中剥离出去变成了“新的善意的死的宿命论”，然而后来的情况就出现了“善意的死的理论”从“活的”大众中剥离开后，政治-流-氓-们便开始干起来异化肢解其“善意的死的理论”的勾当。

所以这就是我为什么如此担忧语言本身的问题，如果定义分析不严格，造成内涵与外延的随意改变，最后就会造成大程度的偏执，用这种大程度的偏执去改造社会有可能适得其反。

以今天我想把这个题分析一下最个例子和大家探讨一下，|否则当我们不澄清真理与科学的区别与联系的时候，必然会将真理与科学混为一谈，进而认为自然学科与社会学科应该具有同样的标准，实际它们两个都有一个终极目标就是真理，但真理又分为自然学科中的科学（主客体的一致性原则）与社会学科中社会公正（社会集合的伦理价值标准）两部分，当我们把真理与科学同一混淆后，必然出现了两个大矛盾，而且无法调和：要不自然学科与社会学科完全遵从科学，将导向精英主义极端，要不都遵循历史唯物主义的民众创造历史，将导向民众管理一切的极端。所以我们只有缕顺了语言定义与结果问题取出语言中的二重性问题才能根本地去除那些不可调和的矛盾，才能更好的是认识真理。原本科学的定义就是主客体的一致性，只适用与自然科学领域，当我把科学这个定义中二重性混乱去除之后，科学与真理就不再混为一潭。经过分析很明显真理包括科学，但科学不能完全代表真理，真理包括科学的主客体一致性和社会公正的伦理价值判定两个部分。

所以老子道德经中所探讨的道并非指向科学，而是指向真理，所以他的道里包含主客体的一致性与社会伦理判定两个部分，否则大家是很难理解老子道的准确含义的，当然老子由于时代限制，在几千年前科技发展和历史发展的关系，还有人具体认识水平的关系，当然会造成老子对具体自然及其社会问题的认识产生偏差与偏执，或是显性的具体事务判定的错误，但这丝毫不影响他对道的理解与感悟，所以中国儒家对道的曲解与掩盖是我们民族的很大损失，而一般人又将它视为玄学，实在是可惜的误解。

昭然我只是拿这个"科学"与"真理"的定义，从语言基础面上进行了重构分析，发现矛盾的根源在于在逻辑推理的过程中引入了语素的二重性问题，因为由于对"科学"概念的二重性扰动，造成了认识上的极端偏执，当然我探讨的还不够深入，不够系统，也不够完善，所以难免有疏漏，但是我只是和大家拿这个例子来分析一下语言中的二重性干扰对人的认知是具有很大的扰-动的。

所以根据这个例子探讨的结果就是在自然学科领域里精英主导，但在社会学科领域里，精英归纳分析，提出思路与看法，但最终的主导标准是该是全体公民或是大众中的伦理标准，也就是自然学科的真理在少数人手中，而社会学科的真理标准就在多数人手中了。所以"真理在少数人手中"这个判定中的真理也有与科学相混淆的二重性语素问题，所以我们就无法面对某些坏蛋在社会学科领域里兴风作浪，本来就已经很-流-氓-了，但依旧振振有词把耍-流-氓说成"真理在少数人手中"，把你-气-个-半死，这就是将真理与科学相混淆产生二重性语素的结果。所以区分真理与科学的差别是很重要的事情，如有消除了其语素的二重性，也就明白了"真理在少数人手中"中的真理指的是自然学科领域里的真理也就是科学，而并非社会学科中的真理（社会公正：起点与过程的公正性）；所以为了消除二重性语素对逻辑的干扰，我们需要严谨地这样来定义：自然学科的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而社会学科的真理往往产生在多数人手中，再进一步说也就是"科学往往掌握在少数精英人的手中，而社会公正往往掌握在多数普通民众手中"。所以去除了二重性语素干扰之后，我们分析发现老子说的道指的是真理，而真理又在自然与社会不同的两个维度里分为科学与社会公正。我拿了这个例子现身说法地进行了一次去除二重性语素的实例分析，当然由于不够深入，时间匆促，问题难免不产生，希望和大家一起探讨，加深自己的理解，也希望大家提意见，毕竟个人的力量是不足以重构哲学的，需要我们每个人去思考。

人学是对人向内的反求诸己，科学是向人以外的世界进行主客体一致性体验。

所以自然领域的真理标准是科学标准，也就是主客体的一致性原则，.

而社会领域的真理标准就是社会公正，也就是大众良知所主导的社会公正的反求诸己原则。

可见自然领域的真理在精英的少数人手中，而社会领域的真理则在社会大众的良知所主导的社会公正哪里。这样我们就明白自然领域的科学家被烧死了印证了自然领域的真理在少数人手中，而张维迎违背社会公正原则，被全国人民唾弃恰恰证明了社会领域的真理就是民间大众的 。

所以经济学这个社会领域的学科的标准是更加的社会公正，就是经济学中的帕累托改进的实现道路问题的探讨，很明显张维迎是违背社会公正原则，而邹教授正正是实践了社会领域的民间大众主导的社会公正原则，如果说邹教授见到了社会领域真理的屁股，那么张维迎连屁的味道都没有问道，差距为何如此之大那。

所以大家就应该明白注明诗人北岛为何如此描述一类人的行为：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啊。

今天的张维迎兄弟，便是我发现符合这首诗歌的最好例子，大家好好体会这个反面教材不要错过了这个机会，不会每个流氓都装君子的，卑鄙者开始亮出了自己卑鄙的通行证，而值得庆幸的是高尚者邹老师，并没有就此倒下变成怨魂，实在是民众之福气。

用概念去直观世界

用概念去直观世界

我在《人类的思维理性是否需要一种全新的思想进路》中写道：

“存在必须是包含他者在内的社会主体性存在；是人类在变换自然的活动中——把人的心、身、情、意、思等社会生命样态——伸张在全部对象之中的社会生命存在；同时也是在人的认知关系、社会驾驭关系和人的社会主体性关系上从属于人的属人存在、文化存在。”

现在看来，这也是构成人类认知理性发生学之基础的某种同质性存在。以往人类的认知理性，是在人类个体的主体性、能动性、对象性、实践性和不断地自我反思——这种同质性基础上来发生的。这是人类思维理性最基础、最自由、最具变化性，因而最富于创造力和最难在同类个体之间达成同一的认知理性。

尽管如此，人的认知理性总是在构成其发生学之基础的那个属人存在中来运行。随着人的认知理性伴随知识和文化的历史发展，人的共处在同一发展连续统之中的‘心'、‘身'、‘情'、‘意'、‘思'，势必在它们因人而动的各种对象化的社会形态上存留下属人印记，人类的认知理性势必在这个新的发生学基础上创造出约归他们认知理性的属人文化。而这时，构成人类认知理性的发生学基础，已然具有了镌刻在这个发展连续统之中的、某种属人印记和属人文化的同质性。然而，这时的同质性，就不仅仅是认知理性的同质性，它已然包涵了确证人们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和确定他们社会发展的某种制度文化的同质性。当我们言说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时，就是在这种同质性的基础上来理解人的认知理性的。

但是必须看到，人的确证在各自社会发展连续统之中的认知理性，总是在历史地域上具有某种局限性，在文化心理上表现某种封闭性和狭私性，因而在发展空间上严重遏制了人的原本最为活跃、最具创造力的认知理性。迄今为止，虽然人类的文明与文化大都产生这个时期，但人类社会的许多悲剧也是在这个历史时期大量上演的；虽然人类在认知理性和学术规范上业已跨出各自的国界，人类的认知理性依然在很大程度上束缚在他们所在国度的那种单一发展向度的发生学基础之上。

试想，在自然历史上处于同等地位的民族国家——在全球经济生活中获得市场地位为何那么艰难，新的全球经济秩序的建立为什么那样坎坷？制度文化的不同、宗教信仰的差异、社会发展取向的迥异，为什么在南－北之间、国家和地区之间造成那么多的纷争与动乱？不正是个体认知理性的无助、国家制度文化的乏善、类群社会之间文化心性的囚禁——才加剧了这样的历史结局吗？！试问：当人类的认知理性处在这样一种千疮百孔的发生学基础上，它该用怎样灵动而抽象的概念去直观世界？建立在这个发生学基础上的人类理性，又会在怎样的同质性当中提供人类切实可行的认知理性和发展道路？

但同时也不难发现，当认知理性在以个体作为认知原点（出发点和归宿），和以他们所在生存国度作为认知原点时（出发点和归宿），它们的知域构成有着根本的不同，它们对世界构成的视野、角度、概念，和直观世界的方式以及由此呈现的世界面貌更是彼此迥异。由于这些差异和不同，构成了人类认知理性的无穷变数，使得人类的认知理性在这种交织一起、充满变数和变化的属人世界中显示出无穷魅力。尽管如此，我们依然看不到对于每种认知理性、每个认知原点都具有发生学意义的那种同质性，人类的认知理性依然处在不断分化、彼此矛盾 、相互异在的理性境地中。抑或说，由此链接的世界、展开的哲学——依然具有隔阂人类、隔阂自然、隔阂社会的分裂性质！

这个事实告诉我们，构成认知理性的发生学之基础的，既不是具有自我意识的能动个体，也不是他们所在的文化国度。它迫使我们思考：建立在怎样同质性的基础上，人的认知理性才能摆脱它对世界的分裂与困惑？

我在《认知主体的转换和语言式样的转换》一文写道：从前的哲学和语言，总是把思境之重心放在对象方面——用以‘思物'，因而比较抽象。这里，则将哲学的思境转移到人类“行思于物”的整体生命状态上来，因而比较直观。同时指出：人的认知理性，只能在理性的认知范畴及其规范给人类个体实践的社会层面解决人和对象世界的相互关系问题。而不能在人类变换自然活动的整体互动层面（历史延伸层面）——昭示构成这种认知理性的内在关系。换言之，惟有在人类变换自然活动的物本层面上，才能发现构成人类认知理性发生学之基础的同质性内涵，因为，只有在人类变换自然活动的整体互动层面，才能昭示不同的认知理性之间结构其中的内在关系。

显然，认知理性所发挥作用的范畴——人类个体实践的社会范畴，同人类变换自然的整体性互动，这两者压根不是处在同一层面！因为，所谓人类认知理性的“内在关系”，决不是某种认知关系的抽象表征，而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及其历史性存在的直观陈述。

于是就产生这样一种逻辑约定：作为认知理性发生学之基础的同质性，必须是贯穿整个人类历史的属人存在，必须是携载不同认知理性及其历史演进过程的文化存在，必须是结构在人类变换自然活动之中因而最能彰显不同生命类群及其实践文化的生命存在。如果说，这种同质性仅仅是个体本身具有的，那么人的认知理性来的太抽象；如果说，这种同质性还是属于某一类群的、某种文化的，那么这种认知理性未免太偏狭；如果说，这种同质性涵盖了所有生命类群及其实践文化，因而能够在它把人作为一个族类存在的生产生活中——透视人类的各种认知理性，那么它只能是在人类变换自然的活动中全面升华与释放的人的社会生命。一种从悬殊的生命个体、差异的文化存在，乃至超然物上的人化世界中形成的生命存在。

确切地说，在人类变换自然的活动中能够历史伸张的——是人的社会生命；承载全部人类精神、诉说不同实践文化的——是人的社会生命；能够把不同历史社会中的差异个体、异质文化协同一起，并在他们/它们作为一个族类存在的整体性关系中发掘类属价值的——还是人的社会生命。

笔者看来，人的社会生命理性，在本质上是人类以其变换自然的物在方式，把人作为一个族类存在的物本理性。在形式上，它又是通过生命个体把自身以类属的自由选择——而在人和自然的具体结合关系中历史形成的实践文化。那是一种在文化功能上可以把人的认知理性融合在不同文化类群、知觉在世界社会且通灵于生生宇宙的实践文化。

因而，人的社会生命，必定是在‘把人作为一个族类存在中'——经由人类变换自然的活动及其互动相生的实践文化共同展开的。以至，无论属于人对世界的那种‘直观'，人的认知理性和概念，总要在不同层面上，遵循人的社会主体性、知域涵合性、物-我对象性、实践文化性和生命直观性的基础性原则；总要把人们的观念意识、主体性行为乃至他们的类群文化——实践地媾和在物本层面的世界社会；总要把这个认知原点上预设的属人存在、发掘的类属价值凸显在人的社会生命之中。

换言之，只有当构成人类认知理性的发生学基础发生了这种同质性的历史改变，方能运用与之相适合的一组全新概念及其丰富内涵去直观异彩纷呈的变化世界。

不仅如此，伴随这种同质性的改变，‘主体'就不只是具有自然生命的理性个体、人格个体，它还是所有投身全球经济生活的文化类群；‘思想'不只是人们介于自己生命活动的某种理论呈现，还因为它经常拓展到对象之上、传达在人的社会生命之中，进而在类属于人的全部对象方面显化出人类思想的脉搏与律动；‘认知'也不只是传统意义上始源于能动个体的理性认知，而是把不同民族国家的历史发展及其文化心性媾和在特定文化载体和生命事物中——是在这崭新的知域构成基础上凸显给全人类主体的全新认知；甚或‘理性'也不是人类个体的认知理性，而是在这一系列变化中，褪去了从前理性的偏狭与脆弱，并通过承载人的社会生命的物在主体（拥有不同类群文化的民族国家），通过他们/它们投身全球经济生活的市场文化运作——方才使人的社会生命跃然在全部生命指向的对象存在之上。

通过对上面的论证、分析和陈述我们知道：用抽象的概念去直观世界不是件容易事。因为，当我们运用这样一组概念从中直观世界时，突然发现从前那种表征个体认知理性的特征不见了：在这里，‘认知主体'不再起源于个体最终又回归于个体的某个理性自足的生命形态；‘认知对象'也不再是相对某个理性自足体的（相对自我的）对象形态与客观异在。相反，在这个把人们作为一个族类存在的概念系统中，在这个包容了我们同类所有同质性的生命存在中，原来构成人类理性的那个最初的认知原点——自我——仿佛不见了！但是谁又能够料想，正是在这种隐秘了自我的社会生命效应中，人的社会生命活动和及其行为理性方才得到最大限度地自由发挥与张扬！

在此之前，人的意识，通常是把“没有他者共同参与其中的”存在——作为他们认知理性的发生学基础。人们所运用的各种概念，就是在这个先天不足的发生学基础上来给定的。确切地说，人的认知理性是在隐没了构成他们全部认识活动的那个发生学基础的同质性之后————方才以彼此独立地方式在人的自我意识当中分离出来。用何在先生的话说，人的理性意识总是在缺少“隐式真值条件”的情况下来发生。

据说那是一种高级思维方式，一种以静态的概念形式反映变化的世界的抽象思维。但我要说，在认知理性隐没了构成其发生学基础的同质性之后，人的意识也只能以其单一社会向度的抽象伸展形式（即各种抽象概念的理论组合）去认知对象世界。并且，在这种认知理性看来，理性的世界只能凭籍理性的社会方式来把握，却无法通过他们同类的生命活动及其行为理性去践行。归根到底，在这种狭隘的认知理性看来，‘我在'和‘他在'两者是根本不同的。因而，从这种基本视域来出发的逻格斯——它的理性张力总是有限的。

人们不禁要问：当构成彼此认知活动的那个发生学基础存在差异时（这种不同是在存在的非同质性基础上来划定的，比如：地域的不同、历史文化的不同、社会价值取向及其实践文化的不同），面对全新的世界一体化进程，人们还会站在各自的文化立场上——运用相同的概念、遵循同样的方法、按照一种文化心性去解说世界吗？！

如果，我们默认人们在认知理性上的种种不同，那么聚焦在世界一体化这一历史进程的人类哲学——又当具有怎样抽象的概念形式、内涵规定和说服他者的逻辑约定呢？

昭然的反思：

直观世界需要概念，但不要把概念当成全部的真实。

（一）

　　眼下，一场与《红楼梦》有关的选秀“红楼梦中人”正在热火朝天地进行中，这是有着精明商业头脑的商人们借重拍《红楼梦》结合蔓延全国的选秀风策划的一场绝对商业味十足却高调宣称无商业色彩的造势运动——商人不干与商业有关的事情，你信？

　　重拍《红楼梦》，重拍《三国演义》，重拍《西游记》，重拍《聊斋》……太多的重拍，不得不让人怀疑是否全国人民都陷入了难以自拔的怀旧潮流中，但真相是，所有的重拍都有着野心勃勃的商业阴谋——借翻拍不用支付版权费的经典获取巨额的商业利润，仅此而已，并非全国人民爱怀旧，而是被牵着鼻子一遍又一遍地重看经典著作中熟悉的情节和荧屏上来来往往的那几张片酬不菲的老面孔表情呆滞的表演。还有一个真相是，除了回味已经咀嚼得糜烂的经典，我们几无可称颂的文艺作品温暖全国人民的心灵，而这似乎给了重拍经典最好的借口。如果说政府一直在控制经济领域的重复、过度投资，那么文化领域的重拍又何尝不是另一层意义上的重复投资？很奇怪从来没有哪个部门对这样的重复投资喊停，而对这些重复投资的买单，在几经转手之后，最后还是要落到最无辜的老百姓头上，或许中国的老百姓已经习惯这样被忽悠，但他们哪里知道，因文化消费的枯燥与泡沫化，他们被忽悠的岂只是口袋里来之不易的银子，还有被当猴耍的大脑啊——似乎是与本文无关的一段废话。

　　一个不能说是不务正业但却穷十几年之功去揭秘《红楼梦》的作家，本来谁也没把他不干写小说的主业却干起咀嚼两百多年前他的一个落魄不堪的同行的作品当回事，反正他爱干就干吧只要别嫌寂寞就行。

　　但或许是真的觉得寂寞了，所以他和央视一拍即合开起了讲座，于是曝光率高了，于是全国人民终于知道有这么一个作家这十几年来一直在揭秘红楼梦，而且据说是得到了某位德高望重的前辈红学家的肯定而更加投入地揭秘着——这位前辈红学家对后辈学人的包容与宽容令人佩服，但他在学术问题的不够严肃让人怀疑他更乐意充当老好人。

　　这位作家当然不是惟一领着纳税人的钱还把《红楼梦》当饭吃的学者之一，只要稍加留意，你会发现把《红楼梦》当饭吃的所谓精英并不在少数。

　　（二）

　　《红楼梦》是一部旷世经典吗？

　　答案当然是肯定的，且不说曹雪芹为此倾注了一生的心血，单是它问世以来打动了一批又一批的读者，就足以说明它在中国小说史上具有多么举足轻重的标杆性地位。

　　然而，伴随《红楼梦》打动一批又一批读者的是，对红楼梦的索隐考证等所谓研究从来也没有停止过，从胡适、俞平伯、蔡元培、周汝昌，一拨接一拨的文化精英纷纷投入到研究《红楼梦》的队伍中，以至于最后形成一门专门的学科——红学。

　　相信曹雪芹做梦都没有想到，他倾其一生著就的这部小说，竟然成为后世许多人借以安身立命的根基。

　　如果说《红楼梦》是中国小说史上的一朵奇葩，那么“红学”则是中国乃至全世界的小说史上绝无仅有的独特现象。

　　也许，从《红楼梦》流传于世的那一天起，或者说从曹雪芹开始著作《红楼梦》的那一天起，它就注定不仅仅是一部小说，而是要成为一门后人前赴后继涉及的学科——这是曹雪芹先生有意的安排还是无心的插柳？

　　曹雪芹的初衷，无非是想以自己家族的荣辱沉浮为背景创作一部小说，囿于所处的特定历史年代，他只好隐去朝代年纪。但没想到的是，后人反而循着《红楼梦》的线索借揭开历史谜团的名义不断去探究曹雪芹的家事，可惜曹雪芹一脉已经绝了后，否则完全可以以“侵犯隐私”状告那些吃饱没事干以研究红学为乐、为饭碗、为沽名钓誉、为吸引眼球的人。

　　红学的过度泛滥，等于在告诉我们曹雪芹是用小说的形式在写家史，他的写作水平实在高超，居然把家史写得跟小说一样让人为之叹惜不已。

　　但显然曹雪芹的本意不是写家史，他只是以自己家族的荣辱沉浮为背景展开创作而已，倘若他九泉之下有知，一定会对在他死后出现的那么多关于他的家世猜测以及他在《红楼梦》中隐藏了多少历史秘密而啼笑皆非。

　　当然，从小说本身的意义出发，能被拿来反复研究咀嚼，这是曹雪芹之幸。

　　然而，曹雪芹之幸，却不得不说是中国小说的极大不幸！

　　不可否认，《红楼梦》代表了中国近代小说的最高水平，迄今为止，尚没有一部作品可以超越它。但是，对《红楼梦》几尽挖根刨底般的索隐考证，除了无限制地拔高它在中国小说史上的地位，从而更加造成它至少是在本世纪内甚至永远都无法超越的高峰之外，我们又能得到什么呢？

　　或许，这跟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人文传统有直接的关系，在孔子的以身作则下，“述而不作 信而好古”一直都是中国人做学问的作风，宁可味同嚼蜡地阐释挖掘先人的著作，也不愿创新地书写具有个性主见的作品——中国人这种“述而不作 信而好古”的秉性，到底还要无聊地延续多久？！

　　无论如何，对一部小说进行过多掘地三尺的研究绝非幸事。

　　中国历史上鲜为人知的宫闱秘事以及将相大臣伴君如伴虎之不可自主把握的命运从来就不是什么新鲜事。曹雪芹和他的长辈们作为中国历史进程中并不特殊的一个家族群体，却因为一部《红楼梦》而被后人恨不得掘地三尺地挖出来见光，这实在是曹氏一家极风光之荣幸。假如他们可以复活在今天，那么，他们一家老小绝对都是红得发紫的社会名人——十分有钱的、住得起千万豪宅的娱乐性社会名人。

　　（三）

　　对《红楼梦》这样一部堪称旷世经典的文学作品背后有可能潜藏的真人真事做深入的索隐考证，与其说这是在做学问，毋宁说这是人类（特别是中国人）在几乎是与生俱来的窥隐癖的驱使下打着做学问的幌子进行的无聊之举。

　　如果仅仅是对作品本身的情节、人物等等做评论、评点，不论是褒是贬都无可厚非，因为这是正常的也是必须的文艺争鸣。但是，超越了作品本身的索隐考证，实在是没有多少必要，事实上这样的考证只会降低作品本身的文学美感。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比如：当你正在为秦可卿的过早死去而悲伤时，突然听到某位当代著名作家告诉你说：秦可卿不是病死的，是被贾元春告密而被赐死的，属于政治斗争的牺牲品。这样一来，你还会悲伤吗？你还会感觉得到《红楼梦》的美吗？

　　其次，红学本是冷门学科，如果说得直白一点，它无非是那些学者文人为了玩弄斯文与探究曹雪芹家族隐私而冠冕堂皇打出的借口而已。而在泛娱乐化与市场化的捉弄下，总有某些好利之徒比如央视硬是把红学研究这种冷学以讲座的形式搬上荧屏，为了提高收视率，还不惜变着花样对它进行广告宣传的包装。

　　于是，本是严肃，基本上与大众无关的红学就在这样的操纵下，变成了娱乐化和大众化的东西。

　　索隐考证以及娱乐化的商业包装，这对《红楼梦》显然不是好事，长此以往，它只会彻底抹杀《红楼梦》的美学价值！从而让《红楼梦》变成一文不值的文学垃圾！

　　《红楼梦》还是一部旷世经典吗？

　　如果仅就作品本身，毫无疑问的答案是：《红楼梦》堪称不可超越的旷世经典！

　　但是，如果要把小说以外的东西牵扯进来，什么《红楼梦》中隐藏的历史事件，什么曹雪芹的家世，那么，《红楼梦》已经是一部地地道道的垃圾作品！

　　这绝非危言耸听！

　　现实是残酷的：央视的“揭秘红楼梦”让我们得出了一个结论——《红楼梦》不是一部小说，而是一部隐史——多么让人可怕和不寒而栗的结论。而眼下正在热火朝天进行的重拍《红楼梦》“红楼梦中人”海选，更是不负责任地以《红楼梦》为幌子，在祖国上下一片“选秀”风的鬼使神差下，不择手段地借用经典疯狂做秀，以期吸引最多的眼球并赚取最大化的物质利益。

　　那么，《红楼梦》的命运——在一拨接一拨文化精英把《红楼梦》当作实现个人功名进而名利双收的跳板或某些机构借以炒作以捞取最大化物质利益的践踏下——沦落为让人望而生厌的垃圾作品已经是昭然若揭的事实。

　　那么，让我们遗忘《红楼梦》吧！

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no06/1/58528.shtml

但总有个选择，而不是站在那个有问题的肩膀上，或是站在有问题的肩膀子上，

还梦幻地说自己摸到了月亮。优秀的理论家都明白自己的理论不是完整的真实

都明了不过是偏执更少的逻辑概念的构架而已。

你就只会说一句话：任何理论都有悖论。所以任何理论都不是理论。你上网的目的就是告诉人民，不要读书。

以下是引用 力学 在2007-8-26 19:29:26的发言：

你就只会说一句话：任何理论都有悖论。所以任何理论都不是理论。你上网的目的就是告诉人民，不要读书。

科学与认识的进步是需要破除偏执，并且我也再做许多的深入研究，例如我工作的核电，

还有业余的文史哲与艺术。

另外我也不断告诉人们不要把手指头当作月亮，不要把自己当作真理的化身，何错之有。

要入书，也要出书，一个人不能经历所有的精彩，所以要读书，

但是比知识更重要的经验，比经验更重要的是悟性。读书读到最后，

就不再是读书，而是读自己，读社会、读别人。读来读去，

最后悟出来的东西比读出来的更重要。

尽量忘掉自己的虚妄与偏执，尽量不要觉得自己是真理的化身，

才可能更接近科学与人学的真谛。

所以， 无用之用乃大用，无心之心乃真心也。

所以啊道可到，非常道。

我们就不学习老马那，在不疑之处，质疑反思的好习惯那。

唯有明了偏执，才不会陷入固步自封的理论固化与教条，才能不断突破偏执，

才能不断进步。

　　　　　　　　　　　 ——卢梭

　　闲来无事，整理了部分旧照片，看着那斑斓夺目的场景，怅然若失。

每张照片都确实记载了“我”曾经存在过，“我”在那里，这毫无疑问。但事实上，现在的我却已经很难再回忆起当时的那种“存在”，看着照片中的我，感觉是在看一个与自己莫不相关“他”。

如果人的存在一定要用某些证据来证明，那么销毁了证据或者找不到支点是否就表明“我”不存在了？如果没有实在的证据，又如何“证明”我是存在过呢？

看空一切是悟道的高层次。

许多人都不这样说，其实，这种说法是欠妥的。空，并不是没有，这个空也是有层次之分的，主要是指我们心中没有执著某一层次中的东西。如当我们的心性达到一定的层次，并具有一定的能量，在我们的思想中没有了自身及周围所能听所能看所能闻所能触的东西，那么，就能体悟到这一层法的表现形式，如透视遥视等；当心性再提高，能量再增强，不执著于透视遥视中的东西，就能突破人所在的空间看到另外空间的世界及生命体的存在形式，就是达到慧眼层次。……。佛家讲五眼，即肉眼、天眼、慧眼、法眼、佛眼，这是不同的层次，每个层次其实还有上中下之分，每上一个层次都需要把前一个层次中的东西放下，变得空无，才能体会到高一层次的东西。人从常人开始时有许多执著于红尘之事的心，达到天眼层次时，红尘中的执著心可能没有了，但到慧眼层次时，回头看天眼层次仍有许多执著心，往上走都是这样。所以说空，不是绝对的，只是一个相对概念。

这是借助五眼说明一个道理，并不是要执著这些东西，重要的是修心，修心才能真正悟道，修心才能体会到真正的佛法是什么，才能认识宇宙、生命的真 相。

恰恰相反，就应当站在那个有问题的肩膀上。

其实，没问题的肩膀是没有的。你站在没问题的肩膀上，就等于没有肩膀可站。也没有问题可工作。

非常典型的形而上学。以形而上学的方法论做指导，就什么都没有。

我可没有说我站在没有问题的肩膀子上看问题，你不要篡改我的话语。

把为了直观世界的偏执概念当作世界本身恰恰是你的思维特征，我只是和你说手指不是月亮。

科学与认识的进步是需要破除偏执，并且我也再做许多的深入研究，例如我工作的核电，

还有业余的文史哲与艺术。

另外我也不断告诉人们不要把手指头当作月亮，不要把自己当作真理的化身，何错之有。

要入书，也要出书，一个人不能经历所有的精彩，所以要读书，

但是比知识更重要的经验，比经验更重要的是悟性。读书读到最后，

就不再是读书，而是读自己，读社会、读别人。读来读去，

最后悟出来的东西比读出来的更重要。

尽量忘掉自己的虚妄与偏执，尽量不要觉得自己是真理的化身，

才可能更接近科学与人学的真谛。

所以， 无用之用乃大用，无心之心乃真心也。

所以啊道可到，非常道。

我们就不学习老马那，在不疑之处，质疑反思的好习惯那。

唯有明了偏执，才不会陷入固步自封的理论固化与教条，才能不断突破偏执，

才能不断进步。

科学就是不断地破除偏执来前行，任何固步自封与意淫是真理的化身的人，均距离停止不远了，落后的开始便是把暂时的偏执当作真知，我为那些当手指头当作月亮的人惋惜。

以下是引用 昭然君 在2007-8-27 17:56:37的发言：

。

不管啥理论都有错的一面，比如牛顿的、爱因撕坦的、唯物的.、科学的、不科学的、逻辑的、辨证的、机械的、....我都反对。

这就是对了，一流得知识分子得脑子里只有反对，所以表面看了又像是无知，

要不怎么叫大智若愚哪，质疑便是佛，质疑便是反求诸己的拓展，觉了便是佛也。

以下是引用 王松云 在2007-8-27 22:56:30的发言：

绝大多数“社会科学”都只有外星人的水平

准确得说社会领域无科学，只能叫做学科更为妥帖，社会学科得宗旨逐步递进到

大众良知动态主导得社会公正体系建立与规范性博弈。

所谓《知识分子》，一般是指《读过书》的人。不会读书的人，一般就叫做《文盲》。是不是？

知识分子的分派，仅仅是指他读什么书而已。

你的知识分子定义肤浅啊：

知识分子就是求真悟道之群体，何谓求真悟道，便是自然领域追求科学，社会领域追求大众良知主导动态社会公正，这两个追求都有一个公共基础就是求真实，也就是知识分子的底线就是真诚，然后就是追求科学与人学，所以只是认字的人只能叫读书人，

知识分子一定是读书人，而读书人未必是知识分子，

这便是文以载道并非的道的深刻原因，不悟道者便是偏执，不真诚者连接触偏执的边缘都摸不到，知识分子是心存良知的真谛之探寻者。

知识分子就是追求科学与人学的群体，是真诚、真实的群体，是远离权术的群体，所以目前的中国真正的知识分子并不多，就不要用假知识分子来侮辱这个词汇了。

-- 发布时间：2007-7-2 3:19:11

-- 来吧，昭然君！

在我看来，昭然君的到来，使论坛大大地增添了思维活力。我认为昭然君先生是一个真正的理论思考者，是超越了一切旧的理论形式制约的思想家。我以欣喜的心情欢迎昭然君先生的到来！

生命审美情感和理性告诉我们，我们的情感和理性不仅仅是服务于人类或自己的劳动。这种劳动的价值在于它可以启发人们去感受生命的美好，以大家的美好感受来托举我们自己的生存行为关系的美好现实。昭然君就是达到了这个生存境界的人。

来吧，这里有高工、夜再啸、司南指北、慈天元、语境之外、亦正亦邪……好多可以深入讨论问题，不卑不亢，互相启发的网友。这些人是这里的常客。想必这些人也都关注到了昭然君的到来。

一怀清冽饮清风

道破古今万种情

豪放狂奔牧思缕

乐在大野绿映红

对错真假莫须辨

难易浅深自然通

人学一统无间道

苍凉古调化新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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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昭然君

-- 发布时间：2007-7-2 8:2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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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惶诚恐 ，希望与各位好友多交流，多碰撞，在大洋的另一段向我热爱的那片土地的思想者们致敬。

网名与思维特征

我的网名是“阳虫”,在我自己看来,我只是生命界的一只小虫而已，而我的理论作为，也注定是不足道的，不论我写的理论是如何地被大家喜欢和接受，我使终只能是一个本份的工作者而已。在浩如烟海的人类文明面前，使终如一只小虫，蠕动着我应有的姿态。

对网名的分析很有一番趣味.因为网名可以表达人的思维特征。

生命知慧——表达了一个理论观点，一切智慧都属于生命形式。

昭然君——我思昭然，行昭然，光明磊落、清爽明白。

思维构架—— 一切理论形式都是思维形式的构架。

语境之外——语言是对感知的表达，在交流双方，感知的不同使语言形式不能达成良好的沟通。这对人们的交流来讲，需要懂得语境之外的还有一个感知境界。

力学——运动能量称之为“力”。求证力的本源，就是最深入的思考。

知原——以探知为思维方向。

宏仁——仁不是微观层面的。

春色无边——以勃勃的生机为佳境

杏林一叶——医者自定位的自知之明的直白表达

通俗文人——以通俗为理论价值方向，表达了大众性情怀和价值论取向。

没压制住——表达了对禁言的强烈愤慨！

物明事通——表达了理论追求。

入画——进入一种艺术境界。

挑战学术界——表达了对学术界腐败学术的不瞒。

王爱仕——表达了一位尊者对人才的爱惜——？

其实洞察一个人的思维方式和他的理论心态，并不是只有从网名上可以找到一些思维痕迹的，理论中无不流露着内心的思考，人的内心里私下想的是什么，是瞒不了人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理论建设者必然是理性的真诚践行者，只有践行者才能表达出践行的思想真诚和情感通达。

我的同事中有一个人姓吴，取名发展。“发展”当然是良好的愿望，但他偏偏是姓“吴”，与“无”通音，这就让人们有了取笑由头。与之相应，爱仕姓王，不知王英豪是否是刻意取了这样的网名？

心在思维还是头脑在思维?现代人有没有心思维?

心是思维的背景.头脑是思维的工具.结论由头脑定,但道义由背景定.心境界来自天生(这是本质),再来自自身修养

现在物欲社会的人有头脑而没有心境,所以好事坏事分不清,是非颠颠倒倒.

一般来说,头脑主意志,思维,逻辑;心主精神,悟性,境界.

昭然君

当代人过于强调逻辑，而缺乏心境。两者缺一不可。

没有心境，便无法完成天人合一之体验，无法继续破除我相之偏执继续前进。

没有逻辑，便无法落实与描述道之轨迹，无法践行若虚之大道而浅谈截至。

中国最糟粕的便是权术，也就是西方的辩证法。

1、质变量变规律（自己说多少量是质变，多少就是质变）

2、对立统一规律（从多元五彩的世界里，找出自己反感的与自己组成对立面，然后便统一到自己这一面了）

3、否定之否定规律（否定自己不喜欢的，便是发展了对方，便是正确的方向）可见辩证法是及其有问题的逻辑体系，这个和中国瞎子算命差不多，两头赌，但区划左与右标尺“0”完全随主观移动所以辩证法也可以说成是权术法或是骗人吗，或是瞎子算命法。

这不头些日子，一群专家就深谙此道：左手国际惯例，右手特殊国情，房价直逼超过国际惯例，工资分配保持特殊国情，看吧这个就是辩证法之应用了。我对这个破逻辑体系，已经没有什么兴趣再谈了，细心研究了3年，浪费我的生命，但值得高兴的是，明白了它就是权术法骗人发，就是t—m-d不是科学法。

但权术不是权变，许多龌龊之徒想混淆，我这里是过不去的，

权术是暗箱操作、非程序、非法治的人治理念，而权变则是透明的、法治的随机应变这个是有本质不同的，

当你们明了辩证法与权术那三个垃圾的鬼假设和权术与权变的区别，骗子们就要和西北风了。

我们应该做个次优选择（不是从民主与专制中选）而是：

1、权术+管理技术

2、民主+管理技术

两者都有管理技术那种科学话的规划内容，但区别在于前者暗箱操作、非程序和非透明，后者程序化、透明化管理过程接受质问与监督。

所以从前的中国不是专制状态而是：“权术+管理技术”状态，所以我们反对的不是专制，而是他妈得权术，大家明白了吗。

不打到权术，中国永远都是酱缸，ok，everyboy？ 权变就是管理技术，懂了吗？ 权术不等于管理技术，你地明白？

我们希望未来是“民主+管理技术”状态，

让权术和真理爷爷见鬼去吧。

真是一颗钻石恒久远，三块金表永流传啊。

公民们没有权利、没有自由，依然在被官僚们奴役着。

忙了一个上午,饭没顾上吃,来邹老师家读邹老师的文章,没胃口吃饭了.在官僚统治下的学者、教授和广大教师们是多么悲哀!邹老师是想以牺牲自己来唤醒良知尚存的官员给学者、,教授和广大教师们以作为人最基本的尊重、独立、学术及言论自由.事到如今,除了悲哀、悲愤外不知说些什么了,仰望苍天,感叹一句：“不知今昔是何年”!!!!!!!!!!!!!!!!!!!!!!!!!!!!!!支持邹老师，但不支持他作牺牲品。

今昔是明朝晚期，东林党人和宦官集团惨烈战斗拉开帷幕了！三个月就当一个热身！这家伙比袁世凯能撑低估利益集团了！

邹张之争，开始觉得是刘邦项羽的鸿门盛宴楚汉之争，王安石与司马光之争，渐渐的我的看法变了，越来越像岳飞与秦桧之斗，嵇康与钟会之斗，李白与李林甫之斗.后来更多的人觉醒了，成了东林党人与宦官集团的斗争，十八路诸侯共讨欺君瞒天下之董卓之斗！历史在惊人的轮回！

你就是土匪。

《自以为是人》也是一种精*神*病。

我只是看空一切理论其偏执性，我从来不觉得你不是人类，所以是人类便有偏执。

记住我党一个让人尊敬的陈云同志的话吧：“不唯上，不为书，只唯实”

你就是土匪。

《自以为是人》也是一种精*神*病。

我只是看空一切理论其偏执性，我们都是具有有限感官的人类，是人类便有偏执。

请记住我党一个让人尊敬的陈云同志的话吧：“不唯上，不为书，只唯实”

最高权威不是什么理论，而是真实，不明了这个的说明哲学的基本功没有及格。

显然蜀南山人的头脑比你清醒，比你自觉，

因为他明白“真理”不过就是“实事儿”

大家读几次太史公和陈寅恪先生的言辞,我们就知道了我们为什么要活在这一丑恶的世界里.慢悠悠地读吧!

太史公曰：末世争利，维彼奔义；让国饿死，天下称之。作伯夷列传第一。这就是太史公赞颂的伯夷和叔齐的崇高气节. 它是一种抽象意义上亘古不易而又在具体内涵上不断变易的气节. 它是中国文化五千年的魂灵.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 ‘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上大夫壶遂曰：“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 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於变；礼经纪人伦，故长於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於政；诗记山川谿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於风；乐乐所以立，故长於和；春秋辩是非，故长於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豪釐，差以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後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夫不通礼义之旨，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

尧将逊位，让於虞舜，舜禹之间，岳牧咸荐，乃试之於位，典职数十年，功用既兴，然後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统，传天下若斯之难也。而说者曰尧让天下於许由，许由不受，耻之逃隐。及夏之时，有卞随、务光者。此何以称焉？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盖有许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圣贤人，如吴太伯、伯夷之伦详矣。余以所闻由、光义至高，其文辞不少概见，何哉？

孔子曰：“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意，睹轶诗可异焉。其传曰：伯夷、叔齐，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齐，及父卒，叔齐让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齐亦不肯立而逃之。国人立其中子。於是伯摹⑹迤胛盼鞑�昌善养老，盍往归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载木主，号为文王，东伐纣。伯夷、叔齐叩马而谏曰�?ldquo;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义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於首阳山，采薇而食之。及饿且死，作歌。其辞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適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饿死於首阳山。

由此观之，怨邪非邪？唬骸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积仁絜行如此而饿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独荐颜渊为好学。然回也屡空，糟糠不厌，而卒蚤夭。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盗蹠日杀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竟以寿终。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轨，专犯忌讳，而终身逸乐，富厚累世不绝。或择地而蹈之，时然後出言，行不由径，非公正不发愤，而遇祸灾者，不可胜数也。余甚惑焉，傥所谓天道，是邪非邪？

子曰“道不同不相为谋”，亦各从其志也。故曰“富贵如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岁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举世混浊，清士乃见。岂以其重若彼，其轻若此哉？

“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贾子曰： “贪夫徇财，烈士徇名，夸者死权，众庶冯生。”“同明相照，同类相求。”“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伯夷、叔齐虽贤，得夫子而名益彰。颜渊虽笃学，附骥尾而行益显。岩穴之士，趣舍有时若此，类名堙灭而不称，悲夫！闾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云之士，恶能施于後世哉？

由此可见, 太史公并没有给气节规定一个范围. 气节是多方面的体现: （１）许由的逃隐；（２）岁寒的松柏；（３）富贵如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４）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５）举世混浊，清士乃见；（６）颜渊好学而也屡空，糟糠不厌，而卒蚤夭……．所以，我（太史公）欲载之（气节）空言，不如见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

太史公自己的伟大气节之一是他的惊人的忍辱负重意志力: 他遭李陵之祸，幽於縲绁。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毁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戹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这种怨而奋的气节鼓励了多少仁人志士啊.

陈寅恪所言之气节, 其实也就是中国文化之本质的定义：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犹希腊柏拉图所谓Eidos者。若以君臣之纲言之，君为李煜，亦期之以刘秀；以朋友之纪言之，友为郦寄，亦待之以鲍叔。其所殉之道与所成之仁均为抽象理想之通性，而非具体之一人一事。夫纲纪本理想抽象之物，然不能不有所依托，以为具体表现之用，其所依托以表现者，实为有形之社会制度，而经济制度尤其最要者。故所依托者不变易，则依托者亦得因以保存。吾国古来亦尝有悖三纲违六纪无父无君之说，如释迎牟尼外来之教者矣，然佛教流传播衍盛昌于中土，而中土历世遗留纲纪之说曾不因之以动摇者， 其说所依托之社会经济制度未尝根本变迁，故犹能藉之以为寄命之地也。近数十年来，自道光之季迄乎今日，社会经济之制度以外族之侵迫，致剧疾之变迁，纲纪之说无所凭依，不待外来学说之掊击而已销沉沦丧于不知觉之间。虽有人焉，强聒而力持，亦终归于不可救疗之局.

如果我们死守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这未必是中国文化之本质. 恰好相反, 违背三纲而追求自由的精神也是陈寅恪所推崇的文化气节和文化气质（请看他对陈端生和柳如是的评价）．

陈寅恪把他一抽象意义的气节具体化为许多方面（即见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 例如, 他对王国维死得有气节主要是从两方面来诊断的: 殉文化和死自由.　二者甚至更多种解释都可通．

（１）殉文化:《〈王观堂先生挽词〉序》：“或问观堂先生所以死之故。应之曰：……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苦痛亦愈深，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钜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至于流俗恩怨委琐龌龊之说，皆不足置辨，故亦不之及云。”

（２）“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 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 “世之人大抵能称道其学，独于其平生之志事颇多不能解，因而有是非之论。寅恪以谓古今中外志士仁人往往憔悴忧伤，继之以死。其所伤之事，所死之故，不止局于一时间一地域而已，盖别有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存焉，而此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必非其同时间地域之人所能共喻，然则先生之志事多为世人所不解，因而有是非之论者，又何足怪耶？尝纵揽吾国三十年来人世之剧变至异，等量而齐观之，诚庄生所谓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者。若就彼此所是非者言之，则彼此终古末由共喻，以其互局于一时间一地域故也。呜呼！神州之外更有九州，今世之后更有来世，其间傥亦有能读先生之书者乎？如果有之，则其人于先生之书钻味既深，神理相接，不但能想见先生之人，想见先生之世，或者更能心喻先生之奇哀遗恨于一时一地彼此是非之表欤？”

陈寅恪他自己也不断地在不同方面来实践这一抽象意义的气节：

（１）无气节和可耻: 1949年后, 陈寅恪怒骂那些与他相熟、并加入了民主党派的朋友，称之为无气节，可耻。这是他的一贯思想.他在《元白诗笺证稿》总结道： “综观史乘，凡士大夫阶级之转移升降，往往于道德标准及社会风习之变迁有关。当其新旧递嬗之间季，常呈一纷纭综错之情态，即新道德标准与旧道德标准，新社会风习与旧社会风习并存杂用。各是其是，而互非其非也。斯诚亦事实之无可如何者。虽然，值此道德标准社会风习纷乱变易之时，此转移升降之士大夫阶级之人，有贤不肖拙巧之分别，而其贤者拙者，常感受苦痛，终于消灭而后已。其不肖者巧者，则多享受欢乐，往往富贵荣显，身泰名遂。其何故也？由于善利用或不善利用此两种以上不同之标准及习俗，以应付此环境而已。譬如市肆之中，新旧不同之度量衡并存杂用，则其巧诈不肖之徒，以长大重之度量衡购入，而以短小轻之度量衡售出。其贤而拙者之所为适与相反。于是两者之得失成败，即决定于是矣。”

(2) <<吴宓日记》（1919年12月14日）所记陈寅恪先生论中西文化要点也是我们理解中国文化和气节与西方世界差别的关键之一.

（一）中国之哲学、美术，远不如希腊，不特科学为逊泰西也。但中国古人，素擅长政治及实践伦理学，与罗马人最相似。其言道德，惟重实用，不究虚理，其长处短处均在此。长处，即修齐治平之旨。短处，即实事之利害得失，观察过明，而乏精深远大之思。故习则士子群习八股，以得功名富贵；而学德之士，终属极少数。今则凡留学生，皆学工程、实业，其希慕富贵、不肯用力学问之意则一。而不知实业以科学为根本。不揣其本，而治其末，充其极，只成下等之工匠。境遇学理，略有变迁，则其技不复能用，所谓最实用者，乃适成为最不实用。至若天理人事之学，精深博奥者，亘万古，横九垓，而不变。凡时凡地，均可用之。而救国经世，尤必以精神之学问（谓形而上学）为根基。乃吾国留学生不知研究，且鄙弃之，不自伤其愚陋，皆由偏重实用积习未改之故。此后若中国之实业发达，生计优裕，财源浚辟，则中国人经商营业之长技，可得其用；而中国人，当可为世界之富商。然若冀中国人以学问、美术等之造诣胜人，则决难必也。……夫国家如个人然，苟其性专重实事，则处世一切必周备，而研究人群中关系之学必发达。故中国孔孟之教，悉人事之学。而佛教则未能大行于中国。尤有说者，专趋实用者，则乏远虑，利己营私，而难以团结，谋长久之公益。即人事一方， 亦有不足。今人误谓中国过重虚理，专谋以功利机械之事输入，而不图精神之救药，势必至人欲横流，道义沦丧，即求其输诚爱国，且不能得。西国前史，陈迹昭著，可为比鉴也。

（二）中国家族伦理之道德制度，发达最早。周公之典章制度，实中国上古文明之精华。……至若周、秦诸子，实无足称。老庄思想高尚，然比之西国之哲学士，则浅陋之至。馀如管、商等之政学，尚足研究；外则不见有充实精粹之学说。……汉晋以还，佛教输入，而以唐为盛。唐之文治武功，交通西域，佛教流布，实为世界文明史上，大可研究者。佛教于性理之学 Metaphysics 独有深造， 足救中国之缺失，而为常人所欢迎。惟其中之规律，多不合于中国之风俗习惯，……故昌黎等功辟之。然辟之而无以济其乏，则终难遏之。于是佛教大盛。宋儒若程若朱，皆深通佛教者。既喜其义理之高明详尽，足以救中国之缺失，而又忧其用夷变夏也。乃求得两全之法，避其名而居其实，取其珠而还其椟。采佛理之精粹，以之注解四书五经，名为阐明古学，实则吸收异教。声言尊孔辟佛，实则佛之义理，已浸渍濡染，与儒教之宗传，合而为一。此先儒爱国济世之苦心，至可尊敬而曲谅之者也。故佛教实有功于中国甚大。……而常人未之通晓，未之觉察，而以中国为真无教之国，误矣。……自得佛教之裨助，而中国之学问，立时增长元气，别开生面。故宋、元之学问、文艺均大盛，而以朱子集其大成。朱子之在中国，犹西洋中世之Thomas Aquinas ，其功至不可没。而今人以宋、元为衰世，学术文章，卑劣不足道者，则实大误也。欧洲之中世，名为黑暗时代Dark Ages，实未尽然。吾国之中世，亦不同。甚可研究而发明之也。

（三）自宋以后，佛教已入中国人之骨髓，不能脱离。惟以中国人性趋实用之故，佛理在中国，不得发达，而大乘盛行，小乘不传。而大乘实粗浅，小乘乃佛教古来之正宗也。然惟中国人之重实用也，故拘泥于宗教之末节，而遵守“攻乎异端，斯害也已”之训，任儒、佛、回蒙、藏诸教之并行，而大度宽容，不加束缚，不事排挤。故从无有如欧洲以宗教牵入政治，千余年来，虐杀教徒，残毒倾挤，甚至血战百年不息，涂炭生灵。至于今日，各教各派，仍互相仇视，几欲尽铲除异己而后快。此与中国人之素习适反。今夫耶教不祀祖，又诸多行事，均与中国之礼俗文化相悖，耶教若专行于中国，则中国立国之精神亡。

(3)中国文化的本质在不断更新:中国自秦以后迄于今日，其思想之演变历程至繁至久，要之，只为一大事因缘，即新儒学之产生及其传衍而已 ……．自晋至今，言中国之思想，可以儒释道三教代表之……。释迦之教义无父无君，与吾国传统之学说、存在之制度无一不相冲突，输入之后，若久不变易，则绝难保持。是以佛教学说能于吾国思想史上发生重大久远之影响者，皆经国人吸收改造之过程。其忠实输入不改本来面目者，若玄奘唯识之学，虽震动一时之人心，而卒归于销沉歇绝……．其故匪他，以性质与环境环皆方圆凿枘，势不得不然也。……．至道教对输入之思想，如佛教摩尼教等，无不尽量吸收，然仍不忘其本来民族之地位。既融成一家之说以后，则坚持夷夏之论以排斥外来之教义……．从来新儒家即继承此种遗业而能大成者。……．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

(4) 陈寅恪人格的最大特征是独立的精神。“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杨。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默念平生固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似可告慰友朋。” “只要有毛主席和周总理保证不再批判我，我才开课。”

(5) 中国文化中最杰出的贬斥势利，尊崇气节乃为宋朝之史学: “欧阳永叔少学韩昌黎之文，晚撰《五代史记》，作《义儿》、《冯道》传，贬斥势利，尊崇气节，遂一匡五代之浇漓，返之淳正” “吾国旧史多属于政治史类，而《资治通鉴》一书，尤为空前杰作”。

欧阳修《新五代史》: 呜呼，天下之恶梁久矣！自后唐以来，皆以为伪也。至予论次五代，独不伪梁，而议者或讥予大失《春秋》之旨，以谓“梁负大恶，当加诛绝，而反进之，是奖篡也，非《春秋》之志也。”予应之曰：“是《春秋》之志尔。鲁桓公弑隐公而自立者，宣公弑子赤而自立者，郑厉公逐世子忽而自立者，卫公孙剽逐其君衎而自立者，圣人于《春秋》，皆不绝其为君。此予所以不伪梁者，用《春秋》之法也。”“然则《春秋》亦奖篡乎？”曰：“惟不绝四者之为君，于此见《春秋》之意也。圣人之于《春秋》，用意深，故能劝戒切，为言信，然后善恶明。夫欲著其罪于后世，在乎不没其实。其实尝为君矣，书其为君。其实篡也，书其篡。各传其实，而使后世信之，则四君之罪，不可得而掩尔。使为君者不得掩其恶，然后人知恶名不可逃，则为恶者庶乎其息矣。是谓用意深而劝戒切，为言信而善恶明也。桀、纣，不待贬其王，而万世所共恶者也。《春秋》于大恶之君不诛绝之者，不害其褒善贬恶之旨也，惟不没其实以著其罪，而信乎后世，与其为君而不得掩其恶，以息人之为恶。能知《春秋》之此意，然后知予不伪梁之旨也。”知

其子欧阳发说，“作本纪，用《春秋》笔法，虽司马迁、班固不如也。……其于五代史，尤所留心褒贬善恶，为法精密，发论必以‘呜呼'，曰，‘此乱世之书也'。其论曰：‘昔孔子作《春秋》，因乱世而立治法，余述本纪，以治法而正乱君。'此其志也”。

《唐家人传论》曰“甚矣，五代之际，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道乖，而宗庙、朝廷、人鬼皆失其序，斯可谓乱世者欤”，《晋家人传论》曰“五代干戈贼乱之世也，礼乐崩坏，三纲五常之道绝，而先王之制度文章扫地而尽于是矣”。

《死节传》: “呜呼，天下恶梁久矣！然士之不幸生其时者，不为之臣可也；其食人之禄者，必死人之事，如彦章者，可谓得其死哉”。

《杂传》贬斥冯道: “予读冯道《长乐老叙》，见其自述以为荣，其可谓无廉耻者矣”，又突出表彰为守节而自断其臂的王凝妻李氏（“王凝……以疾卒于官。凝家素贫，一子尚幼，（妻）李氏携其子，负其遗骸以归。东过开封，止旅舍，旅舍主人见其妇人独携一子而疑之，不许其宿。李氏顾天已暮，不肯去。主人牵其臂而出之。李氏仰天长叹曰：‘我为妇人，不能守节，而此手为人执邪？不可以一手并污吾身！'即引斧自断其臂”）.“呜呼，士不自爱其身而忍耻以偷生者，闻李氏之风宜少知愧哉”。

司马光《进〈资治通鉴〉表》“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伏望陛下……察其愿忠之意，以清闲之宴，时赐省览，监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故胡三省《新注〈资治通鉴〉序》认为，“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为人子而不知《通鉴》，则谋身必至于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后。……孔子序《书》，断自唐、虞，迄《文侯之命》而系之秦。鲁《春秋》则始于平王之四十九年，左丘明传《春秋》，止哀之二十七年赵襄子惎智伯事，《通鉴》则书赵兴智灭以先事。以此见孔子定《书》而作《春秋》，《通鉴》之作实接《春秋》《左氏》后也”.

“故天水一朝文化，竞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 “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中国自秦以后迄于今日，其思想之演变历程至繁至久，要之，只为一大事因缘，即新儒学之产生及莫传衍而己”，中国学术文化“将来所止之境……可以一言蔽之曰，宋代学术之复兴，或新宋学之建立是己”。

(6) 陈寅恪还说: 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所以我说“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一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俗谛”在当时即指三民主义而言。必须脱掉“俗谛之桎梏”，真理才能发挥，受“俗谛之桎梏”，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学说有无错误，这是可以商量的，我对于王国维即是如此。王国维的学说中，也有错的，如关于蒙古史上的一些问题，我认为就可以商量。我的学说也有错误，也可以商量，个人之间的争吵，不必芥蒂。我、你都应该如此。我写王国维诗，中间骂了梁任公，给梁任公看，梁任公只笑了笑，不以为芥蒂。我对胡适也骂过。但对于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我认为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说“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我认为王国维之死，不关与罗振玉之恩怨，不关满清之灭亡，其一死乃以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正如词文所示，“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碑文中所持之宗旨，至今并未改易。　　我决不反对现政权，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你以前的看法是否和我相同我不知道，但现在不同了，你已不是我的学生了，所以周一良也好，王永兴也好，从我之说即是我的学生，否则即不是。将来我要带徒弟也是如此。　　因此，我提出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其意就在不要有桎梏，不要先有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也不要学政治。不止我一人要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我从来不谈政治，与政治决无连涉，和任何党派没有关系。怎样调查也只是这样。因此我又提出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当局，刘少奇是党的最高负责人。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有和我同样的看法，应从我说。否则，就谈不到学术研究。(7) 陈寅恪对有自由思想的女子陈端生在《再生缘》中的赞赏: 再生缘中述孟丽君中文状元，

任兵部尚书，考取皇甫少华为武状元。岂端生平曰习闻其祖门下武三元之美谈，遂不觉取此材料，入所撰书，以相影射欤？)则知端生心中于吾国当曰奉为金科玉律之君父夫三纲，皆欲籍此等描写以摧破之也。端生此等自由及自尊即独立之思想，在当曰及其后百余年间，俱足惊世骇俗，自为一般人所非议。

吾国昔曰善属文者，常思用古文之法，作骈俪之文。但此种理想能具体实现者，端系乎其人之思想灵活，不为对偶韵律所束缚。六朝及天水一代思想最为自由，故文章亦臻上乘，其骈俪之文遂亦无敌于数千年之间矣。

而端生之思想自由，则远过于楚生。撰述长篇之排律骈体，内容繁复，如弹词之体者，苟无灵活自由之思想，以运用贯通于其间，则千言万语，尽成堆砌之死句，即有真实情感，亦堕世俗之见矣。不独梁氏如是，其他如邱心如辈，亦莫不如是。再生缘一书，在弹词体中，所以独胜者，实由于端生之自由活泼思想，能运用其对偶韵律之词语，有以致之也。故无自由之思想，则无优美之文学，举此一例，可概其余。此易见之真理，世人竟不知之，可谓愚不可及矣。

(8) 陈寅恪用八十多万言之《柳如是别传》来赞赏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和节气高超的女子柳如是: 猶應珍惜引申，以表彰我民族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何況出於婉娈倚門之少女，綢繆皷瑟之小婦，而又為當時迂腐者所深詆，后卋軽薄者所厚誣之人哉！

(9) 陈寅恪对杨树达的气节和治学的称许: 百年以来，洞庭衡岳之区，其才智之士多以功名著闻于世。先生少日即已肄业于时务学堂，后复游学外国，其同时辈流，颇有遭际世变、以功名显者，独先生讲学于南北诸学校，寂寞勤苦，逾三十年，不少间辍。持短笔，照孤灯，先后著书高数尺，传诵于海内外学术之林，始终未尝一藉时会毫末之助，自致于立言不朽之域。与彼假手功名，因得表见者，肥瘠荣悴，固不相同，而孰难孰易，孰得孰失，天下后世当有能辨之者。呜呼!自剖判以来，生民之祸乱，至今日而极矣。物极必反，自然之理也。一旦忽易阴森惨酷之世界而为清朗和平之宙合，天而不欲遂丧斯文也，则国家必将尊礼先生，以为国老儒宗，使弘宣我华夏民族之文化于京师太学。

承示金文跋尾，读之钦佩至极。论今日学术，公信为赤县神州文学、音韵、训诂学第一人也。嘱为大作撰序，为此生之荣幸。他年贱名得附以传，乃公之厚赐也。　　

(10) ) 陈寅恪的梦想:至若追踪昔贤, 幽居疏属之南, 汾水之曲,守先哲之遗范, 托末契于后生者, 则有如方丈蓬莱, 渺不可即, 徒寄之梦寐, 存乎遐想而已。世传隋末王通讲学河汾, 卒开唐代贞观之治.

在《甲辰四月赠蒋秉南教授》末首云:

俗学阿时似楚咻, 可怜无力障东流。

河汾洛社同丘貉, 此恨绵绵死未休。

你一点也没有学术研究能力。你不知道《辩证逻辑》和《形式逻辑》是逻辑学上的两大派。你根本不懂逻辑学。跟你谈论逻辑学，就是对牛弹琴。你就只会嗷嗷叫。术语对你来说，与叫声没有什么差别。通过辩证，就得出了这个认识。

你觉得真理就是辨证，我觉得辨证只一个探险真理的手指头，你否定我的学术能力吗

我确实没有那种只为属，只为上的学术，我的学术只维实，任何理论都不是至高点

至高点是真实，你离真实存在越近，你的偏执就越少，为何和你说了这么多遍，

你都不明了任何理论都是偏执，而不是道，道可道非常道，但允许大家道，

只不过不要把你道得当成道就可以了。

我确实没有那种只为书，只为上的学术，我的学术只维实，任何理论都不是至高点

至高点是真实，你离真实存在越近，你的偏执就越少，为何和你说了这么多遍，

你都不明了任何理论都是偏执，而不是道，道可道非常道，允许大家道，

只不过不要把你自己道得当成“道”就可以了。

《辩证逻辑》和《形式逻辑》这两个都是曾是我热爱的东西，也是我曾经偏执的东西，可是现在我明了了，

也知道他们的问题所在了，陈云先生很有智慧，但这个智慧是他自己的，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这个不可不察。

哲学类的大哲人的学术专著，我起码已经读过69本了，买这类的书我都花了有3000多块了吧。读到最后，在回到现实，发现还是《金刚经》是相对精华的。

钱学森倒是党校专门讲演《系统工程》的专家。你可以多看点他的讲演录。名词术语就以此为参考。

党校，还是省省吧，哪里那是做学问的地方！

钱学森我是很尊重他的，他只是一个运用系统工程的学者。

《系统工程》是科学的范畴，别往你的辩证法里拉，相对科学的不是纯理论，

而是工程学。系统工程他哪里算的上专家，你要是真想给大家介绍，我就推荐一个人吧，但也不要把这个系统工程学就当作绝对的暂时真理。

奥地利的那个理论生物学家贝塔朗菲最早创立系统论的数理分析思维，我在上世纪的73年，我们国家热闹的文-革时期他提出了一般系统论原理，才算是奠定了这门科学的理论基础。我推荐你看看他的原文专著：《一般系统理论基础、发展和应用》，英文中文版本都是看看原汁的东西吧，老钱只不过是应用而已，不要搞错了。

真正像追求真理，了悟佛道的人，都明了大道若虚，永无止境，都不会把自己的一点实践心得说成是真理的化身，

至少英豪在这方面进步了，他不再僵化于某个教条，找回了自己的大脑，成为了一个独立的人，君不见他每日都在修改公道论吗，当然我必须承认他还缺乏深入，属于词语堆砌，但至少他明白了悟道理无终极的道理，他现在已经不是一个教条者了，他现在需要的只是加深修为；而你那，我从未看到你对你爱的辩证法的基础理论有一点私人新的见解，难道你不明白辩证法只是认识的一个过程吗，你固化他，僵化他不是提前给他送行吗。希望看到你发展辩证法的理论基础，让他能解释更多的社会真实，这样我也会来支持的，至少不要让我找到其理论基础的重大缺憾，或是严重不符合事实的推理。

大家都明白什么是学海无涯苦作舟吧，知识无上级，真理无长辈就是这个道理，希望看到你发展辩证法理论基础，而不是唯书，唯马克思，唯辩证法，真的希望看到新新之辩证法，而不是丢失你自己的马克思力学，人是个会独立思考的动物，对存在的认知是递进的，守着先师的饭碗不能提高也无所谓，但把这个暂时之理论当作宇宙的永恒道理，还漏洞百出，就男人让人认同了。

希望看到你力学的新新辩证法，而不是看到马克思力学，我只想看到力学之力学。因为我知道力学不只是传声筒。

啤酒味道可以，但葡萄酒更是味美健康，你唯马，不唯辩证，也唯实了吗。

出现悖论的根源在于人的偏执。

任何以真理自居的人，我都会向他张开我的嘴巴告诉他，醒醒，手指头不是月亮，好好指你的月亮，不要自居终极真理。

丛林社会需要骗人法来保证自己的正当性，而现代文明的宪政社会是需要人学来通过程序，用动态的社会大众良知来主导

这个国家的发展，从骗人过渡到契约便是告别丛林世界的整体人性的一种提升。以往那些把自己当作月亮的人清醒一下，

大家都是手指头而已，虚怀若谷，明了自我偏执的存在，方可大踏步的进步，把任何理论当作永远的教条真理，便是

固步自封，“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啊。历史上丢人的往往都是那些把自己当作终极真理的人。

真实永远比理论更贴近真理，真实是理论的源泉，你能明白不唯书，不唯理，只唯实吗。

人要能入书，还要能出书，强调了千百年，总是白说，把某个理论，某个书当作绝对权威，那就是新的“两个凡是”在众位脑中默默地生根发芽。

比知识更重要的经验，比经验更重要的是悟性，这个悟性就是时刻提醒自己告别暂时理论偏执的意识。读书读到最后，就不再是读书，而是读自己，读社会、读别人。读来读去，最后悟出来的东西比读出来的更重要。

尽量忘掉自己的虚妄与偏执，尽量不要觉得自己是真理的化身，

才可能更接近科学与人学的真谛。

所以， 无用之用乃大用，无心之心乃真心也。

什么是和而不同，不是彼此吹捧，而是“我坚决反对你的观点，但誓死保卫你的言论权”

这是和而不同的境界，别人有问题，我指出来，但没有否定他的言论权，这才是和而不同，难道让我对着问题说谎吗，这是老好人，不是和而不同的学术精神，也不是科学精神，更不是人学精神。包容不代表认同，保证其言论权就是最大的包容。她把手指头说成是月亮，我说出来这是做梦玄幻证，这就是我对和而不同理念的践行。

包容不代表认同，保证其言论权就是最大的包容。

昭其然，了其悟，唯其实，践其道。

无欲则刚，了悟则慧。

人类生存离不开生产，未来生产资料究竟以什么方式存在？是没收私人资本建立公有制吗？还是放手发展私人资本代替公有制呢？谁能说清楚？这是一道难答之题，答对这道题大概民主化也有答案。

关键不是所有制，而是钳制资本。 要分清财产与资本是不同的。

未来会使财产私有制，资本公有制的社会。

资本公有制不是一小群体人拔苗助长而成的，是市场法制经济发展成熟的结果。

下面我谈谈自己对未来的偏执预测：分为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两部分

一、经济体制；

马克思的历史贡献是不可抹杀的，马克思对西方的啜食对西方的社会发展的促进是巨大的，我觉得你到目前为止算是明白了真马列，真马列偶如佛学一样，不是那些教条的表述而是其目的：就是追求社会公正，追求社会公正，建立民众主导的公道标准才是马克思毕生的心愿，但他到了晚年发现自己的理论极有可能被蓝用于专制，可是他到晚年的担忧还是出现了，但任何理论不是终极东西，所以把他的文字表述当作万古不变的真理就是对真理的固化与教条化处理。

社会的多元化是保障社会健康的基石，法治规则才是一切之根本，而权力一股独大恰恰是不能根本性建立持久的法治。

法治的过程更是理念更换的过程，马克思的思维方式也不都全对，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但现在的人，尤其是中国人将马的视为绝对真理，不可探讨，不可质疑，这是什么，这是把马克思的思想给宗教化了，就如同人们把佛学给异化了一样。大众才是决定一个事务存亡的关键，所以毛泽东是个理解马克思思想的人，他在毛选中曾论述过共-产-党也有消亡的那一天，就是它功成身退的时刻，我觉得这个时刻就是它代理中国走进真正的规则、透明、公道公正的法治社会的时刻，实际上郎咸平是个对马克思哲学与经济学研究很透彻的人，这就是他能领悟马的思维，马实际上是发现的资本运作社会的问题，就是资本过度剥削劳工，但解决问题过于草率，他认为是所有制的问题，实际更深刻的问题是资本过度剥削劳动者的问题，因为个体必要的占有生活资料是保持其人格与权力独立的经济基本，实际我们需要控制的是资本而不是财产。所以我们需要控制资本的准入，而不是剥离个体的财产。

所以否定所有制，最后生产资料公有制吗？如何实现，最终不还是官僚所有制。事实上，建国后想消灭资本的我们，反而壮大的资本，从一机部到八机部，不就是一个个官僚集团控制的大托拉斯组织吗，所以资本是短期内消除不了的。我们只能消除资本家的存在基础，而消除不了资本。

所以关键问题不是所有制，而是资本所有权与运作权的治理，资本所有权由股市代替，资本运作权由职业经理人代替。

实际上所谓的资本家存在的价值有两点：资本集中与募集、资本运作与管理。由于这两点对社会生产扩大与经济持续发展有贡献，所以这也就是传统资本家过度分享剩余价值的理论基础。

然而当资本运作成为一门职业的时候，他就变成了职业经理人，而职业经理的人回报只是一个高级雇员而已，所以价值是职业经理人与雇员共同驾驭与运作的结果，而当资本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之后，纯资本家已经没有存在的价值了，当上市公司的资本构成由少数大股东演变为欧美的普遍大众持股的时候，股市本身就起到了集聚资本的作用，进而进一步地消弱了资本家的地位，所以当法制社会构建完毕，股市的严格监管的完成，反大家族的资本控制结构构建完毕，之后，资本家这个概念就不再严格存在了，因为资本家是资本的所有者与运作者的合一，而当运作权被职业经理人取代，所有集资权被股市取代，那么资本家想分取大额度的剩余价值就没有了现实存在的瓜分理由。

所以你可以发现在美国社会，这样古老的资本家对象在逐步被取代，而股市不仅仅发挥了原来资本家集聚资本的社会效果，也完成了利润（剩余价值）透过大众持股的股市进行合理博弈分配给大众的目的，所以股市反而是实现“所谓的公有制的一种渠道”。所以当完全进入知识经济时代，最稀缺的不再是资本，由于市民中产阶层的崛起与股市治理的产生，透过股市就可以集资大量资本用于社会生产的再扩大；而最稀缺的往往是“知识资本”与驾驭资本的职业经理人，知识御驾资本，资本御驾雇员，而雇员御驾知识形成了一个相互制约的闭合链；而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软件、网络、金融等产业企业的发展特点，显示知识创造，然后透过股市来信托融资集聚社会资本，最后通过职业经理人完成资本增值管理，扣除所有雇员（也包括职业经理人本身）收入，就将利润（剩余价值）透过股票市场，最终反馈会大众股民，所以在这个时候原始的资本家也就没有了存在的必要，因为资本运作有职业经理人负责，资本募集与汇集有股市完成。所以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原始意义上资本家也就是逐步退出经济发展的历史了。最后股市与基金、银行等组织与职业经理人就担负起了原始资本家的作用。这个时候社会可能就具备了所谓的社会主义雏形了。

所以在短时期内，资本是不可能被消灭的，但在职业经理人制度（法治环境约束）与大众持股的全流通股市（严格治理）的建立之后（反大家族的资本控制结构构建完毕），在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之后，资本家的两大价值都被前两个系统所取代，所以在知识经济深入发展的过程中，资本家就会逐渐退出大额度瓜分利润的历史舞台。而资本却仍将长时期里为社会在生产与经济发展贡献力量，而资本可以在职业经理人与大众持股的全流通股市下完成不断增值，利润透过股市回馈给大众，这个时候大众就完成了剥削者与生产者的哲学归一，进而劳资矛盾不断地弱化，最后被慢慢地转化大众股东与职业代理人之间的委托代理矛盾。而这个委托代理矛盾，又可以由大范围的公司治理来缓和与应付。这个将劳资矛盾转化委托代理人矛盾必将是社会变革中一次伟大的创举。

二、政治体制：

民主与独裁

唯心与唯物

左与右

分裂整体总是这样容易。

人学领域关键是群体性社会公正与个体的反求诸己。

民主的理念最初只不过是让人们尽量左自己的主，但也不能因此否定社会化管理的存在。

要把专制与管理分清楚：

专制与管理表明上都是执行上级命令：

区别就是（传统的专制是包括权术与管理技术）

权术：暗箱子手段、非程序化、非透明化、 民主：循规蹈矩、流程化、透明化